【《施公案》：施世綸】
    施公小說、戲曲中施公的原型，就是清初晉江名人施世綸。
    [施世綸] (1658年——1722年)，字文賢，清靖海侯施琅之子，是清代著名的清官。他秉公執法，清正廉潔，不畏權貴，勤於民事，在民間素有“施青天”之譽，被康熙稱為江南第一清官。民間有一部流傳很廣的俠義公案小說《施公案》，就是關於他的傳說。
    號潯江，晉江衙口人，施琅仲子。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蔭生初授泰州知州，後曆官揚州、江甯、蘇州三府知府、江南淮徐道副使、安徽布政使、太僕寺正卿、順天府尹、都察院落左副都禦史、戶部左侍郎、遭運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等。他居官時，政績顯著，清名遠播，《清史稿》贊之：“聰強果決，准抑豪猾，禁胥吏，所至有惠政。”《泉州府志》頌之：“性警敏，勤於蒞事，聽斷訟獄，摘發如神。他郡有疑案不決者，輒移鞠之。自州牧薦曆大吏，清白自持，始終如一。”曾被康熙皇帝表彰為“天下第一清官”，後成為清代公案小說《施公案》的主人公，卒後，欽賜祭葬。
     清光緒年間，有一位文人叫陳康祺的來到北京。在戲院裏，他驚奇地聽到在唱“施公”；走在街頭，盲眼的民間藝人也在唱著“施不全”，這唱的都是一部流傳很廣的小說《施公案》裏的故事。在藝人的口中，施不全被比作宋朝的包拯、明代的海瑞。這“施公”就是施世綸，“施不全”是皇上御賜的名諱。他想起小時候在鄉里就聽父老說施世綸的事，如今京城裏唱他還是這般紅火。後來，他在筆記《郎潛記聞》中感歎道：“蓋二百年第簷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施公案》主要描寫清康熙年間清官施世綸巧斷奇案的故事，裏面還有黃天霸等一批俠士輔佐施公折獄緝盜、懲惡揚善的故事，是一部在民間流傳很廣的俠義公案小說。“施公”、“黃天霸”等姓名在百姓口中錚錚傳誦數百年，真是“百姓口中有豐碑”啊！
    施世綸是清朝著名的靖海侯施琅的次子。施琅作為靖海總督為大清朝收復了臺灣，立下豐功偉績，爵列公侯。作為生下來就受“蔭庇”的公子，施世綸沒有一絲一毫的公子哥兒的惡習。他做官後，並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政績，也沒有什麼奇特之舉。但他最突出的風格就是事事為民著想，是一位“以民為本”的清官的典範。有一次湖南缺一位按察使，三公九卿們都推薦施世綸。大學士伊桑阿人宮奏請康熙。不料康熙說道：“朕深知世綸廉，但遇事偏執，民與諸生訟，彼必袒民；諸生與縉紳訟，彼必袒諸生。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執 ? 如世綸者，委以錢谷之事，則相宜耳。”施世綸為民做主竟到了被康熙爺說成“偏執”地步。這一“偏執”，恰恰刻畫出了他以民為本的可敬可愛。如果當官的都能如此“偏執”，那麼“民主”也就不遠了。
 　 不知是不是因了康熙“委以錢谷之事，則相宜耳”這句“聖諭”，施世綸當官多是與錢糧打交道。他曾到江蘇督辦漕運。當時的漕運可是一個肥缺，連負責押運的低級武官們都能扣克漕米、藏貨納贓。施世綸作為漕運總督，根本沒想到去利用職權大撈一把，而是親臨基層，身體力行，踏實幹練地解決漕運內部管理混亂的痼疾。當時漕運船隻往往不能按期，路上天寒地凍，駕船的兵丁們非常辛苦。當官的又經常克扣漕米、敲詐船丁。世綸就坐在淮河邊，等漕米過來時，親自上船開艙檢視米色好壞份量多少。在船上他只和船丁悄悄說話，不許當官的在旁邊窺探偷聽。他讓船快快開走，船丁們便免除了被敲詐之苦。世綸每天還帶兩三個文書坐上船，沿河駛去。在船上他用一本小冊子詳細記下晴雨風候以及水流緩急深淺情況，預測某船某日應到某處，十分準確。他的船先行，碰到有水淺灘急，就預先想到某船貨重人少，先在這裏準備好駁船。如有押運的官員因私滯留而藉口遇上逆風什麼的，他就拿出小冊子給他看。他們把他視為神明，以為他能未卜先知。對於那些敲詐克扣、中飽私囊的官員，“立杖轅門，耳箭示眾”。不過三四年，原先一團糟的漕運政務便被肅清，船丁不再受苦，百姓不再被欺，漕船按期往返，官員安分守己。世綸修整的漕運善政，多年後仍為百姓們焚香禱祝。
    他出任湖南布政使，主管湖南財政錢糧。當時湖南的田賦在人頭稅中還要外加徭役費，運往京師的漕米要加收運京費，百姓苦不堪言。他到任後，將徭役費全部革除，又減去四分之一的運京費。湖南百姓萬民歡騰，為他刻碑立傳，四處傳頌。

    康熙五十九年，西北邊境局勢緊張，從河南到陝西，大軍糧草調動運輸頻繁。他奉命去陝西協助總督鄂海督辦軍餉。他又發揚身體力行、踏實幹練的工作作風，親自坐船溯黃河西上，把運糧路線水流灘石勘測得一清二楚，並繪製了詳盡的路線圖。當時正逢陝西大旱，饑災嚴重。他又奉命負責賑災。他派出屬員分十二路去調查災民，按人口分給糧食，不論遠近全部分到。旱災時陝西的糧食儲備空虛，他要上疏彈劾總督鄂海。鄂海知道他兒子在會甯當知府，便故意提到此事，想威脅他。他說：“我從當官後，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顧，對兒子我還怕什麼? ”堅持上疏。鄂海最終以失職被罷官。
    陳康祺在《郎潛記聞》中寫道：“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語。”總督乃封疆大吏，權勢不可謂不大，但只要你傷害了百姓，我就不放過你。這可不是一般的“偏執”，而是押上了身家性命的“為民做主”。在沒有民主的封建專制時代，這已經是當官的最高境界了。中國的歷史之所以能延續至今，中國的文化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像施世綸這樣的官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不畏豪強，果敢決斷，嚴厲約束部屬，處處施惠於民，這是施世綸為官時的一貫作風。早年任江蘇泰州知州時，淮安發大水，皇上派了兩位大臣到泰州監督河堤工程，兩位元大臣帶來數十人的隨員。這些人經常騷擾村莊百姓，他就逮住他們加以嚴懲。當時湖北發生夏逢龍兵變，救援平亂的官兵路過泰州，沿途騷擾搶掠百姓。他將糧草供應準備充足放在路旁，而命令手下每人手握一根大棒列隊站在路邊，他也親自到場，士兵中有犯禁擾民的，立即逮捕法辦。這是有很大風險的。中國常言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這樣做，很不給帶兵的將軍面子，將軍很可能惱羞成怒。但他正氣凜然、五所畏懼。從此兩排大棒之下，過境官兵再也不敢肆意妄為。後來他到江甯任知府，所到之處總是想著百姓。父親施琅病故，他要“丁憂” ( 按例辭官回家守喪 ) 。當地百姓有數萬人前來懇求他留下來。懇求不成，於是當地百姓就一人出一文錢，在府衙前造了兩座亭子，名為“一文亭”。世綸最早任江都縣令時，有什麼親戚朋友來找他托路子走後門，他一概嚴辭拒絕。當時江都流傳一句話：“關節不到，有閻羅施老。”所以常有人把他比作正直剛毅的包拯。但是又有人比較他和包公，說包公一味耿直剛毅，而他則能行權應變。就是說，他處事辦案常能靈活運用，以智取勝。在江都時，一次有一人犯了重罪，他送錢向一吏求救。吏說：“你臨刑時只管大聲哀求，我自有辦法。”到了刑場，犯人果然大聲哀呼。吏卻在旁邊說：“你快快認罪吧! ”轉身走了。施公在旁邊察言觀色，馬上就省悟：這人被奸吏賣了。他就重重處罰廠這奸吏。他在當順天府尹也就是首都市長時，大力整治京師面貌。步兵統領托合齊當時正受到康熙帝的寵倖，每次出門都由騎衛前呼後擁。一次在路上施世綸與他相遇，世綸拱手站在路邊。托合齊大驚，忙下車詢問，世綸大聲說：“國家制度是王爺出行才有隨馬侍從。我以為是王爺來了，所以才在路邊拱手等候，沒想到是你! ”還說要上疏參他一本。托合齊嚇得連連謝罪才算了事。他“不侮鰥寡，不臣強禦”，以智取勝，富有戲劇色彩，也許正是因此，所以他走進民間的傳奇小說。
  　世綸小時多病，長大後其貌不揚，甚至可以說是很醜。清人鄧之誠說他“眼歪，於卷，足跛，門偏”，所謂“五行不全”。所以有幽默感的康熙賜他“施不全”。就是這麼一位“不可貌相”的人，將中國歷史中的為官之道推上一個極致，我總以為，當官不貪污受賄，不敲詐勒索，這其實只是最摹本的道德和規範。清廉，是當官的一種行為，不是目的。行為是為目的服務的。那麼什麼足當官的目的呢? 當官的最終目的，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並且是非常稱職地為人民服務。清官廉吏，自己不貪不占固然好，但如果最終只是如此，那還不是最好的。他卻不能推動社會的加速進步。甚至歷史上有非常清廉的官吏卻是不體恤人情的酷吏惡官，也有不少清廉但無能的官吏，雖沽身自好，卻辦不成一件像樣的事。而像施世綸這樣，自己廉潔清正卻又極有能力，更加之一心想著百姓，這才是最好的官，他做的每一件事，幾乎都與平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如同春雨一樣，細密地澤潤著萬物，所以才深受百姓的愛戴，在民間被廣為傳頌。

【《海公案》：海瑞】

    [海瑞]（1515年－1587年），回族，明代著名政治家、著名清官。海瑞字汝賢、國開，自號剛峰，從教時被稱為海筆架，後人稱其為“海青天”，與宋代包拯齊名。  

    祖上從福建晉江垵邊（廣西雜誌有載）遷居海南瓊山海厝。他自幼攻讀詩書經傳，博學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舉。初任福建南平教諭，後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
　　海瑞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賦稅，並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任諸暨知縣；嘉靖四十五年任戶部雲南司主事。曾上書批評世宗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弊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戶部主事海瑞買棺材，別妻子，散童僕，以死上書，勸說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這幫方士的騙術，應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詔命下獄論死。“這一奏疏的措辭雖然極端尖辣，但又謹守著人臣的本分。”—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如此評價這篇奏疏。嘉靖最初把這篇奏章留中不發，但最後還是氣憤難平，下令將海瑞逮捕到東廠禁錮。首輔徐階力救海瑞，黃光升則把海瑞上書比擬兒子罵父，以減輕罪責，並乘機把海瑞留在獄中，營護海瑞甚力。（詳見《中國歷史大辭典》第3681頁）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駕崩，穆宗即位，才奏請釋放海瑞出獄。海瑞隆慶四年曾前往福建晉江潘湖黃光升尚書府拜謁黃光升，以表營護之恩，有“潘湖海瑞歇馬廟”可證及《中國歷史大辭典》第3681頁有載。隆慶三年（1569年）調升右僉都禦史，他一如既往，懲治貪官，打擊豪強，疏浚河道，修築水利工程，並推行一條鞭法，強令貪官污吏退田還民，遂有“海青天”之譽，深受百姓的愛戴。後被排擠，革職閒居16年之久。萬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後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禦史，力主嚴懲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賄，海瑞及聞潘湖黃光升卒，悲傷至極，帶病前來晉江奔喪。後病死于南京。

    據《海氏族譜》記載：海南海姓始祖海俅，南宋理宗時由福建遷往廣東，定居在番禺（今廣州）。海俅生二世祖海鈺，海鈺生三世祖海甫震，海甫震生四世祖海遜之，海遜之在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初任廣東衛指揮使。海遜之生海答兒（五世祖），海答兒于明洪武十六年（西元1383年）跟隨父親從軍瓊州，落籍瓊山左所，後從軍營遷出，舉家居瓊山府城朱吉裏下因村（今金花村），海答兒為海姓遷瓊始祖。
　　海答兒生子海寬，中舉人，曾任福建松溪縣知縣。海寬有四個子侄，兒子海澄中進士，兒子海瀾，侄子海鵬均中舉人，第三子海瀚中稟生，早亡，海瀚生子海瑞。海瑞四歲時，海瀚病故，年剛四十掛零。
    海瑞為遷瓊姓祖海答兒第五世孫，是番禺海俅第九代孫。西元1587年海瑞病逝于南京，明代海南同鄉曾官至巡撫的梁雲龍在其所著的《海忠介公行狀》所說：“在（明）國初，以軍功居世廣州衛指揮某者，落籍番禺，今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西元1383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於瓊，遂為瓊山人。”梁雲龍所說海瑞籍貫與海氏族譜記載相一致。

　　海瑞中舉人。到北京，即拜伏於宮殿下獻上《平黎策》，要開闢道路設立縣城，用來安定鄉土，有見識的人讚揚海瑞的設想。代理南平縣教諭，禦史到學宮，部屬官吏都伏地通報姓名，海瑞單獨長揖而禮，說：“到禦史所在的衙門當行部屬禮儀，這個學堂，是老師教育學生的地方，不應屈身行禮。”遷淳安知縣，穿布袍、吃粗糧糙米，讓老僕人種菜自給。一日海瑞母親大壽，海瑞上街買了兩斤肉，屠夫感慨到“沒想到我這輩子還能做上海大人的生意啊”。胡宗憲的兒子路過淳安縣，索要見面禮，海瑞不給向驛吏發怒，把驛吏倒掛起來。海瑞說：“過去胡總督按察巡部，命令所路過的地方不要供應太鋪張。現在這個人行裝豐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兒子。”打開袋有金子數千兩，收入到縣庫中，派人乘馬報告胡宗憲，胡宗憲沒因此治罪。都禦史鄢懋卿巡查路過淳安縣，酒飯供應的的十分簡陋，海瑞高聲宣言縣邑狹小不能容納眾多的車馬。鄢懋卿十分氣憤，然而他早就聽說過海瑞的名字，只得收斂威風而離開，但他囑咐巡鹽禦史袁淳治海瑞和慈溪知縣霍與瑕的罪。霍與瑕，是尚書霍韜的兒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諂媚鄢懋卿的人。當時，海瑞已提拔為嘉興通判，因此事貶為興國州判官。過了很長時間，陸光祖主張文官選舉，提拔海瑞任戶部主事。
 　 海瑞臨死時，別人問他有什麼遺言，海瑞告訴僕人將5錢柴火錢還給戶部，說是經過自己測量後，戶部多給了5錢柴火錢。死後，皇帝諡號忠介，送葬時，全城的百姓都趕來送葬。
　　當時，明世宗在位時間長了，不去朝廷處理政務，深居在西苑，專心致志地設圪求福。總督、巡撫等邊關大吏爭著向皇帝貢獻有祥瑞徵兆的物品，禮官總是上表致賀。朝廷大臣自楊最、楊爵得罪以後，沒有人敢說時政。海瑞對此十分不滿，在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時單獨上疏，將嘉靖皇帝所犯的錯誤全部數了出來。在此之前，他事先在棺材鋪裏買好了棺材，並且將自己的家人託付給了一個朋友。
　　嘉靖皇帝讀了海瑞上書，十分憤怒，把上書扔在地上，對左右說：“快把他逮起來，不要讓他跑掉。”宦官黃錦在旁邊說：“這個人向來有傻名。聽說他上書時，自己知道冒犯該死，買了一個棺材，和妻子訣別，在朝廷聽候治罪，奴僕們也四處奔散沒有留下來的，是不會逃跑的。”皇帝聽了默默無言。過了一會又讀海瑞上書，一天裏反復讀了多次，為上書感到歎息，只得把上書留在宮中數月。曾說：“這個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紂王。”正遇上皇帝有病，心情鬱悶不高興，召來閣臣徐階議論禪讓帝位給皇太子的事，便說：“海瑞所說的都對。朕現在病了很長時間，怎能臨朝聽政。”又說：“朕確實不自謹，導致現在身體多病。如果朕能夠在偏殿議政，豈能遭受這個人的責備辱駡呢？”遂逮捕海瑞關進詔獄，追究主使的人。獄詞送上後，仍然留在宮中不發佈。戶部有個司務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沒有殺死海瑞的心意，上書陳請將海瑞釋放。皇帝大怒，命錦衣衛杖責一百，關進監獄，晝夜用刑審問。過了兩個月，嘉靖皇帝死，明穆宗繼位，海瑞和何以尚都被釋放出獄。
　　嘉靖皇帝駕崩，尚未發喪。提牢主事聽說了這個情況，認為海瑞不僅會釋放而且會被任用，就辦了酒菜來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懷疑應當是被押赴西市斬首，恣情吃喝，不管別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邊悄悄說：“皇帝已經死了，先生現在即將出獄受重用了。”海瑞說：“確實嗎？”隨即悲痛大哭，馬上吐出吃著的食物，在吐的時候。旁邊和他吃飯的獄卒都搞不懂怎麼回事兒，嚇的趕緊躲到旁邊。之後被釋放出獄，官復原職，不久改任兵部。提拔為尚寶丞，調任大理寺。
　　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國政，由於海瑞的過分正直，雖然敬仰海瑞，海瑞嚴峻剛直，中外官員多次推薦，最終也不任用。有一次張居正的兒子在海瑞的家鄉參加科舉考試，海瑞聽說後立刻給考官送信，告誡他不要造假，果然張居正兒子就沒有考上，張居正很生氣，命令巡按禦史考察海瑞。禦史到山中審察，海瑞殺雞為黍相招待，房屋居舍冷清簡陋，禦史歎息而去。回去報告張居正，張居正也是歎息了一陣，原來想懲治海瑞的心也沒有了。萬曆十二年冬天，張居正已死，吏部擬用為左通政，皇帝向來器重海瑞名，給他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為南京右僉都禦史，在道上改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當時年已七十二歲了。上書言衰老垂死，願意效仿古人屍諫的意思，大略說：“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平教化不至的原因，在於對貪官污吏刑罰太輕。諸臣都不能說到其原因，反而借待士有禮的說法，大家交口而文其非。待士有禮，而平民百姓則有什麼罪呢？”因而舉明太祖刑法剝人皮裝上草製成皮囊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達八十貫判處絞刑的規定，說現在應當用這樣的方法懲治貪污。其他謀劃時政，言語極為切實。只有勸皇帝用暴虐刑法，當時評議認為是錯誤的。禦史梅鵑柞彈劾海瑞。皇帝雖然認為海瑞言論有過失，然而清楚海瑞的忠誠，為此免去梅鵑柞俸祿。皇帝屢次要召用海瑞，主持國事的閣臣暗中阻止，於是任命為南京右都禦史。諸司向來苟且怠慢，海瑞身體力行矯正弊端。有的禦史偶爾陳列戲樂，海瑞要按明太祖法規給予杖刑。百官恐懼不安，都怕受其苦。提學禦史房寰恐怕被舉發糾正要先告狀，給事中鐘宇淳又從中慫恿，房寰再次上書誹謗誣衊海瑞。海瑞也多次上書請求退休，皇帝下詔慰留不允許。萬曆十五年，死于任上。
　　延平府的督學官到南平縣視察工作，海瑞和另外兩名教官前去迎見。在當時的官場上，下級迎接上級，一般都是要跪拜的。因此，隨行的兩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卻站著，只行抱拳之禮，三人的姿勢儼然一個筆架。這位督學官大為震怒，訓斥海瑞不懂禮節。海瑞不卑不亢地說：“按大明律法，我堂堂學官，為人師表，對您不能行跪拜大禮。”這位督學官雖然怒髮衝冠，卻拿海瑞沒辦法。海瑞由此落下一個“筆架博士”的雅號。過了幾年，海瑞因為考核成績優秀，被授予浙江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淳安縣經濟比較落後，又位於南北交通要道，接待應酬，多如牛毛，百姓不堪其擾。海瑞上任後，嚴格按標準接待，對吃拿卡要的官員毫不客氣。在嚴嵩掌權的日子裏，別說是嚴家父子，就是他們手下的同黨，也沒有一個不是依官仗勢，作威作福的。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誰都讓他們幾分。 
　  海瑞沒有兒子。去世時，南京都察院僉都禦史王用汲去照顧海瑞，只見用布製成的幃帳和破爛的竹器，有些是貧寒的文人也不願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來，湊錢為海瑞辦理喪事。海瑞的死訊傳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罷市。海瑞的靈柩用船運回家鄉時，穿著孝服的人站滿了兩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絕。朝廷追贈海瑞太子太保，諡號忠介（瑞無子。卒時，僉都禦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為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林公案》：林則徐】

    [林則徐]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1850年11月22日（道光三十年），漢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櫟社散人等。

    是清朝後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詩人，是中華民族抵禦外辱過程中偉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績是虎門銷煙。官至一品，曾任江蘇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兩次受命為欽差大臣；因其主張嚴禁鴉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堅持維護中國主權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國人的敬仰。
    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後裔，1785年生，清朝中期戶籍福建侯官。林則徐于道光七年所撰的《先考行狀》中記述：“府君諱賓日，號陽穀，系出莆田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鄉（今海口鎮岑兜村），國（清）初再徙省治（福州）。”林則徐是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12月）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他雷厲風行，嚴禁鴉片，在虎門公眾銷毀沒收的鴉片煙237萬斤，取得禁煙運動的勝利，名振中外。嘉慶三年（1798年），林則徐中秀才，就讀鼇峰書院。嘉慶九年（1804年）中舉，任廈門海防同知書記，後入福建巡撫張師誠幕府。嘉慶十六年（1811年）進士，選為庶起士，授編修。先後任江西鄉試副考官、雲南鄉試正考官。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監察禦史轉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興水利，發展農業，頗有政聲。鴉片戰爭時期主張嚴禁鴉片、抵抗侵略的愛國政治家。史學界稱他為近代中國的第一人臣。
    林則徐是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這是魏源對他的評價。
    林則徐的父親林賓日原名林天翰，字孟養，號暘谷，嘉慶侯官歲貢生，是當地的教書先生，于鄰居羅氏的地方開設書塾。而林則徐的母親陳帙，為閩縣歲貢生陳聖靈之第五女。林賓日、陳帙夫婦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長子林鳴鶴（早夭）、次子林則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兒。雖然林賓日為私塾教師，中了秀才後又可領取公糧。但家裏人口眾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無以為繼。林母陳帙瞞住丈夫，偷偷以女紅這項手藝幫補家計，她也將此剪紙手藝傳于女兒，才能維持家庭生活。家計雖不用代勞，但林則徐每天到書塾之前，都先會為母親姊妹的工藝品拿到店鋪寄賣，放學後，則再到店鋪收錢交回母親。貧苦的童年，使他日後升至高官時都保持清儉的習慣。
　　林則徐於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東街（今福州市鼓樓區）一個下層封建知識份子的家庭裏。父親林賓日，以教讀、講學為生。僅靠父親教私塾的微薄收入無法維持生活，於是，母親用手工勞動來分擔家庭的困窘。
   在科舉時代，林則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兒子能在仕宦之途發達上升。林則徐性聰穎，在4歲時便由父親“懷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書五經。在父親的精心培育下，較早地讀了儒家經傳。嘉慶三年（1798年），他14歲中秀才後就到福建著名的鼇峰書院讀書，受教於具有實學的鄭光策和陳壽祺。在父親和親友的影響下，開始注意經世致用之學。嘉慶九年（1804年），20歲中舉人。父親的諄諄教導使林則徐的學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此後由於家庭日難，外出當塾師。在十一年（1806年）秋，應房永清之聘到廈門任海防同知書記。這裏的鴉片煙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撫張師誠的賞識招入幕府。他在張幕中獲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禮、樂等知識以及官場經驗，為他日後的“入仕”準備了些必要條件。
    嘉慶九年（1804年），林則徐參加鄉試，中第二十九名舉人。就在揭曉成績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鄭淑卿為妻，自此林則徐在鄭淑卿在世時都沒有納過妾侍，終其一生情深不渝（但據林則徐長房後人林鴻漢表示，鄭淑卿逝世後林則徐曾續弦再娶）。林則徐逝世後，同治至光緒年間，英國的杜莎夫人蠟像館特地為林則徐鄭淑卿夫婦製作蠟像，成為少數可長期展出的名人蠟像，以表敬意。年底，新婚燕爾的林則徐離開家人前往京師參加會試但名落孫山。回鄉後就在福州北庫巷開設“補梅書屋”開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會試。
　　嘉慶十一年（1806年），林則徐擔任廈門海防同知書記，專責處理商販洋船來往、米糧兵餉的文書記錄。那時廈門的走私鴉片問題嚴重，歷任廈門海防同知皆是貪官污吏，外商賄賂成風，無人打擊走私。林則徐見識到鴉片問題、煙販伎倆，開擴視野。其任內他得到汀漳龍道百齡和福建巡撫張師誠賞識，張師誠招他成自己的幕僚。張師誠為何選林則徐為幕僚的說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後人傳說，張師誠翻閱各地呈交給他的賀啟，發現林則徐的賀啟寫得最好。那時正值除夕，慣例都要各地官員向皇帝呈拜折。於是將林則徐召來代草拜折，途中諸多刁難，整夜在他居所外連放爆竹，又改動拜折，要林則徐重抄一遍。張師誠觀察林則徐的修養和態度，只見他認真謄寫一遍，深感欣賞他人品及才華，就請他納入幕僚。張師誠位極人臣，對典章大政等政治學問均有所知，他將自己公事上的知識、權術一一傳授給林則徐，甚至他在嘉慶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鎮壓海盜蔡牽時亦一同隨往，令林則徐間接參與鎮壓。張師誠事後稱讚林則徐：“是役也，僚屬睹余督剿之勞，僉謂非餘先得賊蹤，飛檄催戰，未必能如斯神速。”同年年底，張師誠推薦林則徐父親林賓日為樂正書院主持，林家經濟得以改觀。後林則徐又在這年參加京師會試，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張師誠當幕僚。直到嘉慶十六年（1811年），林則徐終中進士，殿試高居第二甲第四名，從此踏上官宦之路。
　　 嘉慶十六年（1811年），林則徐會試中選，賜進士，選翰林院庶起士，開始進入了官場，實現了父母所期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年）授編修。此後歷任國史館協修、撰文官、翻書房行走、清秘堂辦事、江西鄉試副考官、雲南鄉試正考官、江南道監察禦史。在京官時期，他矢志做一個濟世匡時的正直官吏。於是，他“文學而潛修”。為了通於政事，“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在京師為官七年中，他廣泛搜集元、明以來幾十位專家關於興修畿輔水利的奏疏、著述，寫了《北直水利書》。書中明確指出“直隸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農為天下本務，稻又為農家之本務”。認為只有發展華北水利，提倡種稻，就地解決漕糧，才能合理解決南糧北運及由此產生的漕運積弊問題。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林則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積極甄拔人才，建議興修海塘水利，頗有作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種阻力難以應付，曾發洩“支左還絀右”“三歎作吏難”這樣的苦悶。終於在次年七月藉口父病辭職回籍。林則徐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但由於性情過於急躁，請人寫“制怒”大字懸掛堂中以自警。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複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鹽運使，整頓鹽政，取得成效。林則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寵信，很快跨入官場上青雲直上時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蘇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頓吏治、清理積案，平反冤獄，並把鴉片毒害視為社會弊端加以嚴禁。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陝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調任江寧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間，陝南略陽一帶發生水災，遂留陝暫理原職，赴略陽察看災情，安置受災百姓，同時還參與了縣城移建事宜。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調任河南布政使，擢東河河道總督。從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則徐先後任湖北、河南、江寧布政使。面對關係到河道民生重大問題，決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節，工固瀾安。”為了治理黃河，親自頂著寒風，步行幾百里，對備用的幾千個治水商梁秸進行檢查，還將沿河地勢，水流情況。繪畫張掛，便於瞭解和治理。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調任江蘇巡撫。從這一年起到十六年間，他對農業、漕務、水利、救災、吏治各方面都做出過成績，尤重提倡新的農耕技術，推廣新農具。他在實踐活動中認識到：“地力必資人力，土功皆屬農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疇多一分之利賴。”林則徐這種農耕思想，是在實際考察中體驗出來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廣總督。面對湖北境內每到夏季大河常氾濫成災，林則徐採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漢數千里長堤，安瀾普慶，並支河裏堤，亦無一處漫口，”對保障江漢沿岸州縣的生命財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主張以死罪嚴懲吸食者，道光帝令各地督撫各抒己見。林則徐堅決支持黃爵滋的嚴禁主張，提出六條具體禁煙方案，並率先在湖廣實施，成績卓著。八月，他上奏指出，歷年禁煙失敗在於不能嚴禁。警告：“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九月應召進京，在連續八次召見中，力陳禁煙的重要性和禁煙方略。十一月受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並節制廣東水師，查辦海口。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抵廣州。他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傳訊洋商，令外國煙販限期交出鴉片。採取撤買辦工役、封索商館等正義措施，挫敗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煙販的狡賴，收繳英國躉船上的全部鴉片。四月二十二（6月3日）起在虎門海灘銷煙，20天中銷毀鴉片19179箱、2119袋，共計2376254斤。在此期間，林則徐注意瞭解外國情況，組織翻譯西文書報，供制定對策、辦理交涉參考。所譯資料，先後輯有《四洲志》、《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等，成為中國近代最早介紹外國的文獻。為防範外國侵略，林則徐大力整頓海防，積極備戰，購置外國大炮加強炮臺，搜集外國船炮圖樣準備仿製。他堅信民心可用，組織地方團練，從沿海漁民、村戶中招募水勇，操練教習。七月因義律拒不交出殺害中國村民的英國水手，又不肯具結保證不再夾帶鴉片，他下令斷絕澳門英商接濟。義律訴諸武力，挑起九龍炮戰和穿鼻洋海戰。林則徐親赴虎門佈防，督師數敗英軍。十一月遵旨停止中英貿易。十九年十二月實授兩廣總督。此時他已覺察英國正蓄意發動侵華戰爭，以所得西方消息五次奏請令沿海各省備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鴉片戰爭開始後，英軍攻粵閩未逞，改攻浙江，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驚恐求和，歸咎林則徐在廣東“辦理不善”，屢次下旨斥責。九月林則徐被革職，留粵備查問。但仍奔走察看要隘，籌募壯勇守衛廣州，反對欽差大臣琦善畏敵求和。繼而向主持粵戰的奕山上防禦建議，不被採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協辦海防。在浙積極籌議戰守，提供炮書，幫助研製新式炮車和車輪戰船。五月道光帝以廣東戰敗，歸咎前任，林則徐被革去四品卿銜，從重懲處，充軍伊犁。途經鎮江，授老友魏源以《四洲志》及有關外國資料，囑撰《海國圖志》。旋因黃河在河南開封祥符決口，釀成水患，奉旨往河南黃河工地治河，工竣仍戍伊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抵伊犁。他協助辦理墾務，親歷南疆庫車、阿克蘇、葉爾羌等地勘察，行程三萬里，所至宣導水利，開闢屯田。又繪製邊疆地圖，建議兵農合一，警惕沙俄威脅。道光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陝甘總督，次年轉任陝西巡撫。二十七年升雲貴總督。曾先後平息、鎮壓西北、西南民族衝突和人民起義，整頓雲南礦政。二十九年因病辭職歸籍。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奉旨為欽差大臣，赴廣西鎮壓農民起義。十月抱病起程，1850年11月22日病逝於潮州普寧縣(今廣東普寧北)行館。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魏源聞訊挽聯對其一生人品和功績，作了全面和崇高的評價：“品望重當朝，猶憶追陪瞻雅範；褒榮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遺徽。”咸豐元年（1851年），咸豐帝賜祭葬，諡號“文忠”，晉贈太子太傅。林則徐逝世後，全國哀悼，福州建祠奉祀。同時林則徐整飭吏治，嚴懲貪贓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於言教”，林則徐十分注意嚴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則，處處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時，入湖北發出《傳牌》，禁止沿途阿諛逢迎，藉端勒索。在總督任內，仍保持“一切秉公辦理”的作風。林則徐辦事兢兢業業，是當時官場中最廉明能幹、正直無私受群眾愛戴的好官。
　　林則徐退休之後，欲與北京任京官的長子同住，因買不起京中住宅，最終回到福州住在父親購置的舊屋中。其故居雲左山房，又稱七十二峰樓，他把新疆帶回的七車書冊，皆藏在裏面，從此，過住平淡的生活。咸豐帝繼位元後，因洪秀全等組織的拜上帝會正在準備起事，咸豐帝下旨求賢以對付太平天國，大學士潘世恩、通政使羅惇衍、兩名尚書孫瑞珍、杜受田力薦林則徐。可是林則徐根本未康復，疝氣不時發作，結果他要躺在特製的臥轎，由福建、廣東山區，一路直達廣東，到潮州時，開始嚴重下痢，到了普寧，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暫住普寧行館。最後林則徐在兒子林聰彝及幕僚劉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1850年11月22日）辰時，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後，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林則徐墓位於福建省福州市北郊馬安村的金獅山麓。墓用三合土築造，為四層台結構。墓地離市區4公里。
　　入廣州之前．林則徐先弄清廣州受鴉片毒害情況，查找各家煙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廣州，於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則徐會同鄧延楨等傳訊十三行洋商，責令轉交諭帖，命外國鴉片販子限期繳煙，並具結保證今後永不夾帶鴉片，他還嚴正聲明：“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絕交出，經過堅決的鬥爭，挫敗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鴉片販子，收繳全部鴉片近2萬箱，約237萬餘斤。於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門海灘上當眾銷毀。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則徐受命欽差大臣，已經來臨的1839是使禁煙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對林則徐一生來說是最輝煌的歲月。在查禁鴉片時期，林則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寫了一副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幅對聯形象生動，寓意深刻。上聯諄諄告誡自己，要廣泛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才能把事情辦好，立於不敗之地；下聯砥礪自己，當官必須堅決杜絕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樣剛正不阿，挺立世間。林則徐提倡的這種精神，令人欽敬，為後人之鑒。

　　1839年3月10日林則徐經過兩個月的旅程到達廣州，成千上萬的人擠滿了珠江兩岸，人人爭睹欽差的風采。整個廣州都在等待和傾聽欽差大臣的聲音,林則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轅門外貼出的兩張告示《收呈示稿》宣明欽差大臣到廣州的目的使查辦海口事件。另一個《關防示稿》無異于欽差大臣此行的第一個宣言，是採取禁煙行動的先聲。這個告示是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向廣州官員、百姓和外國人的首次公開亮相，它不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為了駕奴極其複雜的局面。林則徐的日記記載，他當天住在越華書院。1839年3月18日，林則徐發佈兩個諭貼。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國人離開廣州。3月21日下令包圍商館。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國鴉片販子顛地。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到來，矛盾自然轉移到他身上，他到達當天，林則徐下令停泊在黃浦江上的一切外國船隻封艙，當天晚上封鎖商館，並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國雇員。但是義律是一個十足的大流氓，面對林則徐的命令，出爾反爾，採取無賴、訛詐、欺騙、撒謊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義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則徐的對手，3月28日，向林則徐呈送了《義律遵諭呈單繳煙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稟》。5月18日，實用了34天，共收繳煙土19187箱，又2119袋，總重量1188127公斤。收繳的這段日子，林則徐一刻不怠的監督這一龐雜的過程。日夜操勞，一絲不苟，無一紕漏。繳煙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但如此巨量的鴉片如何處置，外國人推測中國可能對鴉片實行專賣，從而使鴉片買賣合法化，但他們想錯了。林則徐報告道光皇帝，要求驗明實物數量，然後焚毀。道光對林則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讓林則徐和鄧廷楨、怡良等人將收繳的鴉片就地銷毀。6月3日，歷時23天的虎門銷煙，在林則徐的指揮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決不屈服於侵略的決心。虎門銷煙，是人類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壯舉，虎門銷煙，展示出中華民族無以倫比的偉大形象，是抗擊外來侵略的勝利。林則徐，理所當然地是這一事件的組織者、指揮者和完成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已毫無愧色地成為歷史巨人了。170年前，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他不斷的在世界各地瘋狂的掠奪殖民地，還企圖用鴉片打開中國的大門。廣州市外國煙販子的販毒中心。1838年廣州地方政府處決一個中國的鴉片販子，英國煙商竟然出來阻撓，激起了廣州人民的義憤。1839年2月，一萬多名群眾到外國人民居住的旅館前示威，聲討外國煙販干涉中國內政的罪行。1839年3月，林則徐到了廣州，禁煙運動迅速展開。他一面加緊整頓海防，嚴拿煙販；一面限令外國煙商交出鴉片。林則徐在給外國煙商的通知中說：“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由於林則徐堅定的態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國煙商被迫交出鴉片2萬多箱。林則徐下令在虎門將鴉片公開銷毀，並帶領大、小官員親自監督。他令人將鴉片放入挖好的兩個大池子裏，池中放入鹵水，鴉片浸泡半日後，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將生水煮沸，就把鴉片銷毀了。經過23天，才把繳獲的鴉片全部銷毀。這就是舉世聞名的“虎門銷煙”。銷煙的正義行動，取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虎門海灘每天都有上萬人觀看，人們無不拍手稱快。外國人看到這情形，也對林則徐禁煙的果斷表示欽佩。虎門銷煙是我國近代史上反帝鬥爭中的光輝一頁，林則徐領導禁煙運動的勝利，是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史上第一個偉大勝利，這一壯舉，嚴厲地打擊了外國鴉片販子，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增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
 　 1839年3月10日，奉命為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查禁鴉片。在廣州禁止鴉片的過程中，林則徐意識到英國殖民者不肯放棄罪惡的鴉片貿易，而且蓄謀要用武力侵略中國。為抗擊鴉片侵略，戰勝敵人，他進行了大量的“師敵之長技以制敵”的軍事變革實踐。他親自主持並組織翻譯班子，翻譯外國書刊。把外國人講述中國的言論翻譯成《華事夷言》，作為當時中國官吏的“參考消息”。為瞭解外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將英商主辦的《廣州週報》譯成《澳門新聞報》。為瞭解西方的地理、歷史、政治，又組織翻譯了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為《四洲志》，還組織翻譯瑞士法學家瓦特爾的《國際法》等一系列著作。通過分析外國的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他認識到只有向西方國家學習才能抵禦外國的侵略。在軍事方面，他著手加強和改善沿海一帶防禦力量。專門派人從外國秘購200多門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臺上。為了改進軍事技術，又搜集並組織了大炮瞄準法，戰船圖書等資料。雖然林則徐對西方認識比較膚淺，接觸西學的目的是出於外交、軍事需要，但畢竟開創了中國近代學習和研究西方的風氣，對中國近代維新思想起到啟蒙作用。林則徐將西方國家的“戰船製造、火器製造和養兵練兵”作為探求軍事變革的重要內容。組織官兵在東較場（今廣東省人民體育場一帶）學習演練西洋武器，學習西法練兵，並經常親往閱操，抓緊訓練官兵。他還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廣東巡撫怡良等在東較場檢閱軍隊，準備迎擊英國侵略軍。當時，數百名精選出來的官兵演習了排槍、火炮等，林則徐看後大為讚賞。為激勵官兵的愛國心和責任感，林則徐當即揮毫賦寫新聯一副，懸掛於東較場的演武廳內。對聯雲：“小隊出郊峒願士卒功成淨洗銀河長不用，偏師成壁壘看百蠻氣懾煙消珠海有餘清。”〔見薩嘉榘輯：《林則徐聯句類集》卷1〕林則徐的對聯，措詞磊落，充滿愛國主義的浩然正氣，它凝成一股無形的精神力量，激勵著東較場上練武的官兵們，成為官兵刻苦訓練的精神動力。林則徐在廣東一邊禁煙，一邊積極備戰，修建炮臺，拉攔江木排鐵鏈，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漁民編成水勇，屢敗英軍的挑釁。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龍之役、川鼻官湧之役等反擊戰的勝利。但學界有一說法為，鴉片戰爭並非因為禁煙而起，而是因為禁商。1839年7月7日一夥英國水手來到九龍尖沙咀的小酒館酗酒鬧事，引發鬥毆，結果導致村民林維喜傷重死亡。林則徐毫不遲疑地要求英國人交出兇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來償命。但義律只同意賠償死者家屬並懲辦所有參與此事的水手，而拒絕交出一人來殺頭頂罪。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林則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貿易，並封鎖了外國在廣州的全部外貿企業。義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則徐解除封鎖，恢復正常貿易關係。林則徐未達到目的，拒絕了義律的要求。當天下午，英國軍艦向封鎖他們的中國戰船開炮。自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查禁鴉片起，至1842年10月清廷革林則徐兩廣總督職止，林則徐在廣州主持禁煙抗英軍事鬥爭共19個月。
　　林則徐敢於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的精神，受到人們高度讚揚，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個人”。
    林則徐抗英有功，卻遭投降派誣陷，被道光帝革職，“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他忍辱負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憂國憂民，並不為個人的坎坷而唏噓，當與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別時，在滿腔憤怒下寫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激勵詩句。這是他愛國情感的抒發，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寫照。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則徐不顧年高體衰，從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萬里”，實地勘察了南疆八個城，加深了對西北邊防重要性的認識。林則徐所譯資料中發現沙俄對中國的威脅，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國防思想，成為近代“防塞論”的先驅。於是他明確向伊犁將軍布彥泰提出“屯田耕戰”，有備無患。他還領導群眾興修水利，推廣坎兒井和紡車，人們為紀念他的業績，稱為“林公井”“林公車”。林則徐根據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結合當時沙俄脅迫清廷開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脅的嚴重性，臨終時曾大聲疾呼，告誡國人：“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果不其然，百餘年之後，數百萬領土已被蠶食鯨吞，歷史證明了林則徐是正確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開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則徐，調任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補，十一月以三品頂戴署理陝甘總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陝西巡撫，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陝上任。這時的陝西，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鴉片戰爭時，清廷為解決軍費困難，除調撥陝西徵收的鹽稅外，還強令陝西捐銀一百多萬兩。鴉片戰爭後給外國侵略者的賠款也攤派到陝西，僅西安府咸甯、長安兩縣的賠款銀，年徵收就在二萬兩以上，相當於上繳正銀數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連發生災荒，勞苦群眾生活異常艱難；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與當地回民聯合起來，反抗官府的鬥爭此起彼伏。
  　林到任後下令對“刀客”嚴加鎮壓，並申明對地方官中鎮壓得力者將奏請朝廷予以嘉獎；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賑災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萬石存糧向貧民平糶，對於無力購糧的極貧戶與老弱病殘者，由官方收養，省城西安即收養極貧百姓三四千人；勸紳商富戶出錢出糧救濟其所在村寨的貧困戶，並令地方官與各地富戶收買、質押耕牛，以免影響耕種；另一方面，向清廷連上《被旱各屬分別緩徵折》《咸寧等十二州縣應徵糧石展限奏銷折》，請求朝廷緩徵錢、糧。為從根本上免除災荒，他籌議興修關中水利，命陝西督糧道張集馨對《關中勝跡圖志》一書加以研究，提出方案。這一計畫終因費用太大，未能實現。林通過上述多種辦法，使陝西局勢得到暫時的穩定，但他卻因勞累成疾，只好奏請朝廷准假三個月，開缺醫治。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清廷命林則徐為雲貴總督。到任後，以維護雲南邊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賞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年）秋，因病重奏請開缺回鄉調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為欽差大臣，去廣西鎮壓拜上帝會的反清武裝起義。他抱病從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於潮州普寧行館。在報喪奏摺到京前，清廷於十月二十四日（11月27日）還命他暫署廣西巡撫。在任滇都時，他提出整頓雲南礦政，鼓勵私人開採，提倡商辦等主張。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著萌芽中的資本主義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辭歸。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政府為進剿太平軍，再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督理廣西軍務。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日暴卒於潮州普寧縣行館，終年66歲。死後晉贈太子太傅，照總督例賜恤，歷任一切處分悉行開複，諡文忠。
　　儘管林則徐家境寒苦，但是林賓日非常重視教育。四歲時，父親林賓日已將他攜入塾中，教以曉字。七歲，已經熟練文體，在當時來說是非常早的事。原因由於林賓日幼時家貧，到十三歲才入書塾，常常被同學嘲笑，為免兒子和自己一樣命運，教書時便將他攜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聽學。林賓日教學方法不同于一般教書先生，教育態度暨講究又開明。他不只重追求學問，還注重品格修養；不求死背，不求體罰，循循善誘，讓學生循序漸進，因材施教。在他教了五十年書當中，中舉或考上進士的多達數十人，最傑出的還是兒子林則徐，他八九歲時，他在書塾常常以佳作得到獎金，眼見家境依然貧窮，有人曾叫林則徐改業，但林賓日不許，他認為兒子日後必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林則徐十二歲時，孔廟召童生任佾生，經一輪選拔之後，林則徐當選任佾生，為祭祀樂舞的人員。林則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開明的父親教導，還有一個溫馨的家庭，童年是非常快樂的。鄰居常常聽到林家吃飯時的歡笑聲，探看之下，不過是十多個人津津有味吃著豆腐。後來林家以此事來教誨子孫知足常樂的道理。河南省永城縣知縣鄭大模有次遇到林則徐，對他文思敏捷留上了心，認為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林則徐十四歲時，就考上秀才，同年，林則徐就與鄭大模之女鄭淑卿訂婚。以當時來說，進士門第出身的鄭家千金下嫁給家境寒苦的林家秀才，是件罕見的事情。
　　鼇峰書院是福建當時的最高學府，入讀書院者皆非泛泛之輩。院長是出名敢於蔑視和珅、剛直不阿的教育家鄭光策。在鄭光策指導之下，林則徐專心向學，寫有讀書劄記《雲左山房雜錄》，將諸子百家一同兼收。入讀期間，林則徐通過父親結識漢學家陳壽祺。陳壽祺為人憤世嫉俗，對現實的社會問題和官場有深刻的思考。他經世匡時之思想對林則徐有潛移默化作用。與他同時入讀的還有鄭光策女婿梁章巨。兩人少時已經交往甚頻，加上樑章巨早已接受鄭光策“經世致用”之學，加深林則徐“經世致用”之思想，兩人同時立下“經國救世”之志。

【附錄】【林雨化事件】
　　林雨化，字希吾，是林則徐的同族長輩，亦是林賓日所創立的真率會的中堅分子，為人正派不阿，不畏權勢。他揭發當時的福建按察使錢士椿營私舞弊，遭錢士椿羅織罪名報復，林雨化拒不認罪，錢士椿則迫林雨化父親代押。結果林雨化被監禁七個月後，遣戍新疆，途中受盡折磨，直到六十歲時獲釋歸鄉。林賓日對林雨化的遭遇感到無限憤慨，林則徐少時已經從父親口中聽聞林雨化事件，希望一見林雨化。在父親的引見下拜見了林雨化，拜讀其著作。之後，林則徐對吏治腐敗加深了認識，日後對他的改革吏治有重要作用。
　　林則徐的家離南宋抗金將領李綱之墓不遠，結果那裏成為他和朋友聯誼之所。此後，林則徐特別遊覽歷代愛國者的遺跡，感受到愛國及民族思想的薰陶，後來他和友人梁章巨發起修葺李綱墓地行動，又重修於謙祠墓。

  
【《藍公案》：藍鼎元】
    [“籌台宗匠”藍鼎元] （一六八零至一七三三），字玉霖，號鹿洲，漳浦縣赤嶺人。清代知名學者和經世之材，是一位對臺灣歷史有很大影響的官吏。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藍鼎元隨藍廷珍出師入台，平臺後又在臺灣住了一年多。他出入軍府，籌畫軍機，處理政務，著書立說，提出了很多治理臺灣的策略﹔藍廷珍的文移書檄多出自他手。因而被譽為"籌台之宗匠"。藍鼎元精熟臺灣歷史，入台後又全面考察了臺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的現實和地理、風俗、信仰、教化等等方面的情況。他最早提出了對臺灣進行綜合治理，促進臺灣走向"文治"社會的具體措施，即十九事："信賞罰，懲訟師，除草竊，治客民，禁惡欲，儆吏胥，革規例，崇節儉，正婚嫁，興學校，修武備，嚴守禦，教樹畜，寬租賦，行墾日，複官莊，恤澎民，撫士番，招生番?這些，一直是後來臺灣官員的治台依據。

  　清領臺灣後，行政建置的一府三縣，都集中於西部和南部，而北部和東部卻無建置設官。這與康熙末年閩粵移民大量遷台，北部、中部土地大辟的狀況，已很不適應。特別是土番居住的廣大山區，漢番往來日多，而朝廷中有的官員竟提出將山區列為“棄土”，更屬不智之畢。藍鼎元以一個學者的嚴肅治學態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見。他說：“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因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僅府洽百餘裏，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琅橋，比窮淡水，鸚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之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為野番嗜殺。今則群人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地、哈仔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開漸遠，雖屢禁不能使止也。”並提出增設縣制的設想：北路地方遼闊，自昔空虛，分諸羅縣地為二，在半線以上另置一縣，擬名"彰化"；淡水地勢重要，人口日增，置淡水廳。藍鼎元呼籲臺灣山地萬萬不可拋棄，特別強調山地之重要。他說：“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與賊。即使內亂不生，冠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為措置。”藍鼎元的意見，多被朝廷採納；有關置縣的設想及文武官員駐紮、營汛佈防、哨船挨班等建議，一一得以實現；關於不能廢棄山地的呼籲，也為朝廷大官要員所接受。康熙四十一年（一七零二），清政府對移民實行禁止攜眷赴台的政策，造成臺灣男多女少，青壯年成家難，影響開拓的嚴重社會問題，藍鼎元對此給予極大關注。在《論臺灣事宜書》、《東徵集》中，他列舉了移民“皆丁壯力農，無妻室，無老耆幼稚”，“一莊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等大量嚴酷事實，建議："欲赴台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台民有家屬在內地，願搬取波台完聚者，許縣呈給照赴內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難。"雍正九年（一七三一），清政府實行憑照攜眷入台政策，就是出自藍鼎元等官員的建議。藍鼎元著述頗多，主要有《鹿洲初集》、《女學》、《東徵集》、《平臺紀略》、《鹿洲公案》（又名《藍公案》、《藍公奇案》）等，並參加編修《大清一統志》。《東徵集》六卷是他為藍廷珍擬寫的公檄、書稟、條陳、告諭的輯成。
 　 《平臺紀略》是對臺灣一年多的考察後，返鄉撰寫的。體現在這兩本書中的治台卓識和策略，對清代臺灣的發展影響根深遠。直到乾隆五十二年，清高宗還下手諭：“朕披閱藍鼎元所著《東徵集》，其言大有可采，著常青、李侍堯購取詳閩，于辦理善後時，將該處情形細加察核。如其書內所討論各倏，有與見在《事宜》確中利弊者，不妨參酌采擇，俾經理海疆，事事悉歸盡善。”臺灣史家連橫也說：“鼎元著書多關台事，其後宦台者多取資焉。”

【《劉公案》劉墉】

    [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另有青原、香岩、東武、穆庵、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字型大小，清代書畫家、政治家。山東省高密縣逄戈莊人（原屬諸城），祖籍江蘇徐州豐縣。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士，劉統勳子。官至內閣大學士，為官清廉，有乃父劉統勳之風。劉墉是乾隆十六年的進士，做過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工書，尤長小楷，傳世書法作品以行書為多。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於京。諡文清。
    劉墉於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進士，一年後散館，授編修，進入仕途，再遷侍講。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其父劉統勳（時任陝甘總督）因辦理軍務失宜下獄，劉墉受株連而遭逮治，旋得寬釋，降為編修。次年六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月，提為安徽學政。任職期間，針對當時貢生、監生管理的混亂狀況，上疏“請州縣約束貢監，責令察優劣”，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補救辦法，“部議准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調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他又上疏：“生監中滋事妄為者，府州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行政官員）既畏刁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以致遇事遲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後，應責革者，並不責革，實屬闒茸怠玩，訟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時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賞識，稱讚其“知政體”，並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命他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寧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間，失察所屬陽曲縣令段成功貪侵國庫銀兩，坐罪革職，判死刑。乾隆帝因愛其才，特加恩詔免，發軍台（清代西北兩路傳達軍報及官文書的機構，即郵驛）效力贖罪。次年赦回，命在修書處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江甯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遷江西鹽驛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陝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劉統勳病故，回家服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劉墉服喪期滿還京，清廷念劉統勳多年功績，且察劉墉器識可用，詔授內閣學士，任職南書房。十月，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派辦《西域圖志》及《日下舊聞考》，任總裁。次年七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不久，複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曾劾舉秦州舉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懲辦。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劉墉以劾舉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學政績顯著，遷戶部右侍郎，後又調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授湖南巡撫。時值湖南多處受災，哀鴻遍野，無災州縣也盜案迭起，貪官污吏猖獗，百姓怨聲載道。劉墉到任後，一面查明情由，據實彈劾貪官污吏，建議嚴辦；一面稽查庫存，修築城郭，建倉儲谷，賑濟災民，井准許民間開採硝石。僅一年餘，庫銀充實，民糧豐足，劉墉贏得了百姓的愛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遷劉墉為都察院左都禦史。次年三月，仍任職南書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館總裁。此時，禦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結黨營私等。劉墉奉旨偕同和珅審理山東巡撫舞弊案。劉墉至山東，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訪，查明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泰邀功請賞，以荒報豐。徵稅時，對無力繳納者，一律拿辦；並殘殺進省為民請命的進士、舉人9人。及至濟南，經審問，查清國泰已知貪贓案發，遂湊集銀兩妄圖掩飾罪行。劉墉如實報奏朝廷，奉旨開倉賑濟百姓，捉拿國泰回京。此時皇妃已為國泰說情，有的禦史也從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護國泰。劉墉遂以民間查訪所獲證據，歷數國泰罪行，據理力爭，終使國泰伏法。在處理國泰一案上，劉墉不畏權要，剛正無私，足智多謀，與錢灃一起挫敗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撓而成功地執行了大清律法，為民除了害。後來，民間曾據此事寫成通俗小說《劉公案》，對這位“包公式”的劉大人大加頌揚。國泰案結，劉墉被命署吏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不久授工部尚書，仍兼署吏部，並充任上書房總師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命署直隸總督。八月，又調吏部尚書，不久，充順天鄉試正考。是年底，充經筵講官。次年五月，複兼理國子監事務。六月，授協辦大學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館（修帝王族譜之處）副總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以上書房阿哥師傅們久不到書房，劉墉身為總師傅而不予糾正，被降職為侍郎。不久，授內閣學士，提督順天學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初，遷都察院左禦史，旋擢禮部尚書，並再次兼管國子監事務。五月，又署吏部尚書。嘉慶二年（1797年）四月，授劉墉為體仁閣大學士。五月，奉旨偕同尚書慶桂到山東辦案，並察看黃河決口的情況。察看黃河之後，他上疏請求於秋後在決口處“堵築”，下游“寬浚”。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嘉慶四年（1799年）三月，加太子少保。後奉旨辦理文華殿大學士和珅植黨營私、擅權納賄一案。劉墉不畏權勢，很快查明和珅及其黨羽橫徵暴斂、搜刮民脂、貪污自肥等罪行20條，奏朝廷。皇上處死了和珅，沒收了他的家產。嘉慶四年底，劉墉上疏陳述漕政，對漕運中的漏洞體察至深，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嘉慶皇帝看後，深以為然。嘉慶六年（1801年），劉墉充任會典館正總裁。劉墉不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書法家，是帖學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書家之一（其餘三人為成親王、翁方綱、鐵保）。清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稱讚劉墉道：“文清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劉墉是一位善學前賢而又有創造性的書法家，師古而不拘泥。劉墉書法的特點是用墨厚重，體豐骨勁，渾厚敦實，別具面目。劉墉之書，尤善小楷。後人稱讚他的小楷，不僅有鐘繇、王羲之、顏真卿和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的風致。劉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經史，精研古文考辨，工書善文，名盛一時。著有《石庵詩集》刊行於世。

　　嘉慶七年（1802年），皇上駕幸熱河，命劉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時，他八十有餘，卻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懾人。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嘉慶九年對應西曆1804年，但十二月二十五日時西曆已經進入1805年。按傳統農曆紀年為嘉慶九年，但在用西曆表示生卒年份時，本著尊重事實的態度，還是應該記成“卒於1805年”），劉墉卒於官，享年85歲。卒後贈太子太保，諡號文清，入祀賢良祠，諭祭葬。編輯本段劉墉與諸城　　劉墉家族，世人稱之為諸城劉氏，諸城劉氏家族從劉必顯開始五代為官，有三公二宰相，因此諸城也成為劉氏的望族所在。諸城自古名人輩出，在西漢初設東武縣，隋代方改稱諸城，劉墉作為諸城人，以諸城古地名“東武”自號，足見劉墉深以為諸城人為豪。劉墉書法造詣頗深，在乾隆之際，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劉墉並享書法聲譽。當時人們稱翁、梁、王、劉“四大家”。其書法藝術成就，當推劉墉最高。因其書法造詣，後人尊稱劉墉為劉諸城。可見劉墉與其故鄉諸城的深厚淵源。
　　劉墉，祖籍江蘇省徐州市碭山縣大劉村。後逃荒至山東高密（現諸城），出身于山東諸城劉氏家族，這個家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為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ǐ）曾擔任過四川布政使，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複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為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為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麼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歲的劉墉才因為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起士。翰林院庶起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諡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開始，劉墉被外放作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誌》稱讚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提督學政是一省的教育長官，類似于現在的教育廳長，但不同之處在於，學政不受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的節制，獨立開展各項事務，督撫大員也不能侵其職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學政離任，督撫才可暫時代管其事。學政還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反映地方情況，吏治民風。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為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為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為例，因為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蒙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乾隆三十四年（1769），51歲的劉墉獲授江甯知府。從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時算起，到此時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勳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作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劉墉之父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辦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劉墉同樣是不負重托，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讚。正當劉墉以政績遷冀甯道時，前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發，劉墉以失察罪差一點丟了性命，後來朝廷加恩命他赴軍台效力贖罪長達一年，回北京後又在一個叫作“修書處”的閒散機構裏蹉跎兩年。由此可見，這段時間裏，劉墉的官運並不怎麼“亨通”。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甯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勳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勳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甯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創作于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甯知府任上決斷疑案、為民做主的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著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聼塗説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甯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讚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dò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此後，劉墉曆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為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劉墉的政績可謂斐然。《清史列傳》上面說他：“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恤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穀，開採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將其所辦大事都列舉出來了。《湖南通志》也讚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為便”。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禦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為人和為官的另一面。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面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面，“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只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臺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禦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曆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核查。國泰，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消息後立即派家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曆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核對，只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裏的銀兩“多系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借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意思就是說趕緊來，晚了就封存入官了，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為之一空。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

　　此後的幾年裏，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為漏泄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託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禦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為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為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為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為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之子，念及統勳為朝廷效力多年，才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為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棱兩可。我曲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為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于國則為不忠，于父則為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為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為安排失當，閱卷草率，違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chì）”。嘉慶元年，因為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為大學士，而資歷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向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勝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勝任。可見劉墉平日裏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嘉慶二年，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劉墉像是變了一個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謹也看不到了，此期間的劉墉更多表現出的是滑稽和圓滑世故。清人筆記記載，一次在軍機處吃飯，有同僚提起唐宋時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劉墉馬上介面說：“但使下民無殿糞，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為之噴飯。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乾隆問和珅，你是做忠臣呢，還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讓您高興、逗您開心的弄臣。結果乾隆對和珅的回答很滿意。這個情節很可能只是出於編劇的一種想像，但應當說，劇作家對乾隆心態的把握是比較準確的。乾隆皇帝有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他說，因為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把所有榮譽歸於聖主，大臣們所做的一切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都是出於聖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絕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萬民傘之類為官員揚名的活動。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滿，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權力欲和虛榮心越發膨脹，此時他的身邊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辦事、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的奴才。再加上當時朝堂上宵小環繞，和珅弄權，勾結黨羽，把持朝政，排斥異己，正直之士很難有所作為。禦史曹錫寶曾經想通過參劾和珅家奴劉全以達到懲辦和珅的目的，結果反遭陷害，被革職。所以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當劉墉為地方官時還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邊卻反而無所建樹，唯唯諾諾。也許從適應官場規則、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劉墉這樣小錯不斷、屢遭申飭、弄得自己名譽掃地，未必不是聰明之舉。在當時以滑稽方式為官的還大有人在。比如嘉慶帝的老師朱珪，也是如此。據說他晚年每逢門生、舊吏來看望，他所言皆不關政治，全為詼諧之語。這些以清正剛直著稱的官員尚且如此，當時官場風氣可見一斑。乾隆皇帝聰明太過，使得大臣們只好裝糊塗；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們只得“平庸”。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漢高祖劉邦與承相蕭何之間的關係。蕭何作為大漢第一功臣協助劉邦奪取天下後，繼續兢兢業業地辦事，清正廉潔地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極好。這使得劉邦很不放心，於是找藉口將蕭何抓了起來，雖然念及舊情最終又釋放了蕭何，但蕭何出獄後汲取了教訓，不再顧及名聲，圈地、貪瀆之事也頗做了幾件。老百姓意見很大，也有人向劉邦告狀，這下劉邦卻一笑了之，不再追究。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於北京驢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歲。去世的當天，他還曾到南書房當值，晚上還開宴會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嘯亭雜錄》記載，劉墉死時，說他“鼻注下垂一寸有餘”，暗合佛語中的善於解脫之意。不管怎樣，劉墉可算得上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 

【《彭公案》：彭定求】

    [彭定求]（1645－1719）康熙十五年（1676年）狀元。字勤止，一字南畇，號詠真山人、守綱道人。長洲（今蘇州吳縣）人。

    康熙中會試廷對皆第一，援修撰，曆官侍講，因父喪乞假歸，遂不復出。幼承家學，曾皈依清初蘇州著名道士施道淵為弟子，又嘗師事湯斌。其為學〝以不欺為本，以踐行為要＂。生平服教最切者，尤仰慕王守仁等七賢，尚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又著有《陽明釋毀錄》、《儒門法語》、《南畇文集》等。歷任侍講時，曾選擇《道藏》所收道書的一部分及晚出之道書，竊以為精要者，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的初年，臨江府清江（今屬江西）縣一家姓彭的，遷到了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蘇州），隸籍衛所。衛所是明代的軍隊編制，衛所的士兵單立戶籍，世代當兵。到了嘉靖年間（1522-1566），彭家出了一個舉人，名叫天秩，從彭天秩起，彭家代有登科的，他的兒子彭汝諧，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彭汝諧的兒子彭德先，考上了太學。彭德先的兒子彭瓏，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到彭瓏的兒子彭定求時，彭家名揚天下。
    彭定求23歲那年上，父親彭瓏出任長寧（今廣東新豐）知縣，彭定求在家侍養老母。過了三年，彭瓏被牽進一樁案子中，逮捕下獄。彭定求打算去長寧看望父親，臨行前，他去求同鄉楊雍建，楊雍建官為給事中，在家休養，彭定求求他給廣東省的大員寫封信，為父親說情，楊雍建見彭定求孝心至誠，就答應了。彭定求辭別母親上路，跋山涉水，40餘天抵達長寧，行程達4000多裏。見到父親後，蓬頭垢面的彭定求抱著父親失聲痛哭，周邊的人莫不感動欷歔。彭定求四處奔走，為父伸冤，彭瓏終得開釋。康熙十一年（1672）八月，彭定求赴省城江寧（今江蘇南京）參加鄉試。初九、十二、十五三場考試下來，彭定求名列二十名，成了一名舉人。這年，彭定求年二十有八。鄉試錄取名額，大省一般不過30名。彭定求鄉試名次偏低。在來年的會試中，彭定求又落榜了。編輯本段奪取狀元　　康熙十五年二月，彭定求再次入京參加會試，一舉奪得第一名會元。殿試時，他的卷子被擔任評卷的“讀卷大臣”列為第三名。殿試前10名卷子進呈皇上御覽，康熙皇帝很欣賞彭定求的卷子，問“讀卷大臣”為什麼會把會元的卷子置於第三名。“讀卷大臣”說他的楷書不及前二卷，康熙皇帝龍顏不悅，道：“會元的卷子有勸勉朕的意思，很不錯。難道先儒大師周（敦頤）程（程領、程頤）朱（熹）張（載）都是書法家嗎？”那些“讀卷大臣”害怕了，磕頭請罪。康熙皇帝把彭定求的卷子擢為第一。於是，彭定求成了清開國以來的第十五位狀元。這年，彭定求年三十有二。中狀元後，彭定求入翰林院為修撰，掌修國史。不久，他得到一部《近思錄》，極為喜愛。《近思錄》是理學大師朱熹和呂祖謙編纂的，輯錄了理學開山祖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的思想精華。彭定求早就熱衷理學，得到這部書後摹寫一遍，反復研讀，奉為言行之準則。第二年春，彭定求上疏請假，回家看望老父，入秋後抵家，每天都侍奉父親，講論經義。彭定求剛剛入仕，卻已厭倦了官場，打算從此致仕，在家研習理學。他在家一住便是3年，後來在父親敦促下，才回京複職。不久，出任日講起居注官，給康熙皇帝講解經史，隨同他參加各種重大活動，筆錄於簿。接著，遷為國子監的副長官--司業，再遷為傳講，侍從康熙皇帝講經論史。　　隨著職位的升遷，彭定求越來越厭倦官場生涯，期望辭官回家，研究理學。但是這樣做有違父命，他便屢屢請假。父親死後，他終於如願以償，辭官回家，潛心研究理學。前後算起來，彭定求在翰林院不過4年。在理學上，彭定求獨樹一幟。彭定求的老師湯斌之學，出於孫奇逢；孫奇逢之學，出於鹿善繼；鹿善繼之學，則宗王守仁的《傳司錄》。故彭定求的學術思想也很低於王守仁。王守仁繼承發展了南宋陸九淵的“心學”，把人心視為萬物的主宰，倡言“致良知”，要人們用良心去體驗本來就存在于良心的倫理道德。王守仁的“心學”幾乎席捲了整個思想界。王學的興起是對程朱理學的強大衝擊。做為理學，陸、王與程、朱都倡言"明天理，去人欲"。但做為理學異端，陸、王和程、朱又有所不同。程、朱以"理"為主體，更多地突出了超感性現實的先驗規範；陸、王以心為主體，更多地與感性血肉相聯。王學成為明中葉以後的浪漫主義的人文思潮的哲學基礎。那些推崇程朱理學的人竭力貶斥陸王心學。結果在思想界出現了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鬥爭。在這種局面下，彭定求試圖調和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他著文說，王守仁極推崇朱熹，他的思想中有朱熹的成份。彭定求想把王守仁打扮成兼收並蓄陸氏心學與朱氏理學的人物。實際上這是彭定求思想的流露，他不困於門戶之見，雖出於王氏心學，但同時又兼采程朱理學的思想。彭定求在家一住多年。康熙四十四年，皇上南巡命彭定求與汪士欽、徐樹本等校《全唐詩》，賞賜禦書，傳旨垂詢病情。五十二年，康熙皇帝“萬壽節”，彭定求入京祝賀。康熙皇帝五十七年，彭定求病情加重，自撰墓誌，銘曰：“翳馮虛之妙躬，乘一氣之鴻蒙，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反終，唯循理而順命……”
    第二年四月，彭定求病死，享年75歲。

【《於公案》：于成龍】

    [于成龍]（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字北溟，號於山，清代山西永寧州(今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北武當鎮來堡村）人。諡“清端”、贈太子太保。于成龍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舉副員，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學士等職。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讚譽，以“天下廉吏第一”蜚聲朝野。
    于成龍少有大志，自幼過著耕讀生活，受到較正規的儒家教育。順治十八年，已44歲的于成龍，不顧親朋的阻攔，拋妻別子，懷著“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無理良心”的抱負，接受清廷委任，到遙遠的邊荒之地廣西羅城為縣令。羅城新隸於清統治下不到兩年，由於局勢未穩，兩任知縣一死一逃。于成龍到羅城時，這裏遍地荒草，城內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也只是三間破茅房。他只得寄居於關帝廟中。在困境中，同來的五名僕從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堅強的毅志，扶病理事，邁開仕宦生涯的第一步。羅城百廢待舉，首要在於安定社會，恢復生產。於是，于成龍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鄉建立保甲，嚴懲緝獲案犯，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境內初安後，他又約會鄉民練兵，甘冒“未奉鄰而專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後果，抱著為民而死甚於瘴癘而死的決心，準備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在強大的聲勢下，西鄉“渠魁府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中只盡行退還”。接著又在全縣搞聯防，從此，“鄰盜”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內憂外患的同時，于成龍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復生產，他常常深入田間訪問農事，獎勤勸惰。農閒時帶領百姓修民宅、建學校、築城牆。對遷入新居的農家，還親為題寫楹聯，以示鼓勵。在深得民心之後，他又以剛柔並用的鬥爭策略，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這些一向桀驁不馴的地方豪強“皆奉法唯謹”。三年之間，就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于成龍的突出治行受到兩廣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視，羅城被評為全省治理的榜樣。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撫，就地方施政徵詢于成龍的意見。對此，于成龍曾兩次條陳，針對廣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統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內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盜”與“慎刑”；三．推行“撫” 字催科；四．減輕百姓負擔，疏鹽行、除災耗、清雜派；五．改善民族關係等等。這些建議是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眾的利益，表現了他的敢於言事和不怕風險的勇氣。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龍被兩廣總督金光祖舉薦為廣西省唯一“卓異”，並升任四川合州（今重慶合川區）知州。離羅城時，他連赴任的路資也沒有，出現了百姓“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十裏，哭而還”的感人情景。四川遭戰亂最久，人口銳減為全國之首。于成龍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屬縣，只有丁口百餘人，正賦14兩，而衙門的各種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殘，于成龍確定以招撫百姓為急務，他首先革除宿弊，嚴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規定的驅從，以家僕隨身。合州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占即為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複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由於招民墾荒政績顯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
　  于成龍去往黃州府（今湖北黃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這裏著重敍述他的兩件事。
　　一是治盜省訟。“盜”成為清初一大社會問題。在黃州府岐亭鎮一帶，盜賊甚至白晝劫路傷命，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龍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鎮岐亭治盜。為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他總是親自訪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瞭若指掌。他還特意在衣內置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 對待案犯他主張慎刑，以教為主，採取“寬嚴並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稱。他鐵面無私，頭腦敏銳而細心，善於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癥結。曾排解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從而被百姓呼為“于青天”，民間還流傳著“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于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蹟，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的《於中丞》一節中，就敍述了有關他的兩個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由於在黃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績，于成龍又深為湖廣巡撫張朝珍器重，再次被舉“卓異”。
    二是兩次平定“東山之亂”。于成龍舉“卓異”後，被調主持武昌府政務，並將擢武昌知府。恰在這時，“三藩之亂”爆發了。在吳三桂淩厲的攻勢下，貴州、湖南望風披靡。同時吳三桂派許多湖北籍部將，特封官“劄書”回籍策反，製造暴亂。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縣發現“偽劄”，知縣即以“通賊”罪名大肆濫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將偽禮”的該縣曹家河人劉君孚父子乘機聯絡東山一帶山寨發動暴亂。由於于成龍在當地很有影響，被請出來收拾局面。他以“招撫”為方針，查清事件原委後，發出安民告示，使絕大多數協從百姓歸家，事態很快趨於緩和。隨後，他又冒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首先發難的劉君孚山寨中說服劉及300槍手（獵戶）。10天之內，一場動亂順利平息。八月，于成龍調任黃州知府，第二次暴亂又接踵而至。其時，潛入的奸細乘黃州府空虛，聯絡當地豪紳紛紛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聲勢與範圍大大超過前次。面對險惡的形勢，于成龍清醒地認識到黃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眾議，制訂了決不放棄黃州、組織鄉勇相機主動進剿的策略。調集各鄉鄉勇數千人在東山黃土坳一帶，與數量上佔優勢的暴亂分子展開激戰。在他的指揮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關頭置生死於度外，使戰鬥獲得全勝。當場擒獲暴亂首領何士榮。後又乘勝平定了其餘叛亂。二十余天內又取得平亂的勝利，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
    四年後，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陸道道員，駐地湖北新州（今新春縣），在湖北期間，無論地位和環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異于常人的艱苦生活作風。在災荒歲月，他還以糠代糧，把節餘口糧，薪俸救濟災民。因之百姓在歌謠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數足，唯學於公食糠粥。”為廣行勸施，讓富戶解囊，他更以身作則，甚至把僅剩的一匹供騎乘的騾子也“鬻之市，得十余兩，施一日而盡”。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龍升福建按察使離湖北時，依然一捆行囊，兩袖清風，沿途以蘿蔔為乾糧。
  　于成龍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為民稱頌的好事。當時一清廷為對付臺灣鄭氏的抗清勢力，實行了“海禁”政策。當地統治者不顧連年兵禍，民不聊生，動輒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使許多沿海漁民罹難。于成龍在審閱案卷時，發現每案被擬極刑的就達數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婦女孺子。於是他堅決主張重審，對怕得罪清室而勸阻他的人說：“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從事！”在他的力爭和主持下，先後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獲釋，貧困不能歸者還發給路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後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為“閩省廉能第一”，從此，于成龍得到清廷的賞識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于成龍於紫禁城，當面褒贊他為“今時清官第一”，並“制詩一章”表賜白銀、禦馬以“嘉其廉能”。未逾兩年，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後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歎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佈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為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方法上，他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為的人材，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吏治建設，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於百里，深為可惜！”為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於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於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龍對科考和教育也十分關心。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官僚、勢豪賄通學政，科考中舞弊之風盛行，貧苦士子雖皓首窮經卻往往落榜。針對這種狀況，于成龍規定：一旦發現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對教育的重視還表現於他在各地興辦學校上。即使是像羅城那樣條件困難的地區，他也很快辦起學堂，並鼓勵徭、壯子弟入學。他多以宣導地方紳仕捐資的方式興辦“義學”。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采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20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20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據載，當他出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後，南京布價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毀丹亞，至有驚恐喘臥不能出戶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鳥獸竄”。卒後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于成龍逝世後，南京“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萊庸負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這是對他廉潔刻苦一生的表彰。

【《李公案》：李秉衡】  
    [李秉衡]（1830—1900年），字鑒堂，奉天（今遼寧）莊河人。初捐資縣丞，遷知縣。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為冀州知州。越二年擢永平知府。十年（一八八四年）移任廣西按察使，法軍侵越犯邊時，李衡主持龍州西運局。翌年與馮子材分任戰守，取得諒山大捷，彭玉麟奏言：“兩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1900年自殺。

    光緒二十年五月授為安徽巡撫。甲午戰爭爆發後，清廷調李秉衡為山東巡撫。

　　日軍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後，旅順防務吃緊。清廷命已於十月移駐煙臺的李秉衡派兵增援，李卻“專顧一隅”。山東省群吏曾請求“增募二十營以塞登萊諸海口”，李秉街堅執不許。十一月四日，清廷再命派四營“即日撥隊前住”、但緩不濟急。十二月十三日，海城陷後，李秉衡方令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率所部嵩武軍北渡赴營口援遼東”。
　　光緒二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清廷聞日軍有進攻威海之說，電渝李鴻章、李秉衡“飛飭各防軍，晝夜梭巡，實力嚴防，不得稍有疏懈”。十八日，李秉衡電疏：威海後路“情形均屬萬緊，惟有就現有兵力，分佈各島口，囑飭各營晝夜梭巡瞭望，無敢疏虞。”但是實際上並未認真採取積極防禦措施，甚至把兵力零星分佈在東起成山角、榮成，西至寧海、煙臺，“共三百里之遙”的漫長防線上，不分主次，分兵把口，致使防務薄弱。日軍在榮成灣登陸後，李秉衡不敢按原議抽威海衛後路二分之一的兵力馳援前線，只派孫萬齡等少數軍隊前往迎敵。二十五日，日軍攻陷榮成，李秉衡自請交部議處。並再電朝廷，報告“賊勢太眾，威太危，煙亦岌岌”；說明“兵太單”、“營少勢難措手”的苦衷，要求將貴州古州鎮總兵丁槐所部五營截留，奏請俯准。飭令提督董福祥帶所部各營，星夜開拔至山東，以便“合力防剿”。此議已得朝廷照準。但是，援兵遲遲不達。不久，威海衛南幫炮臺失陷。三十日。清廷曾電諭李鴻章、李秉衡：煙臺為“通商口岸，防務較緩”，調孫金彪率軍前赴威海協防，李秉衡卻以“煙守將只孫金彪一人，若再調往，無人守禦，煙臺必危”而拒絕。李秉衡僅派軍扼守威海西路，對於威海的戰事不聞不問。二月三日，日軍進佔威海衛城和北幫炮臺。李秉衡請旨將自己“交部嚴加議處”，電奏中稱：威海已失，登州、煙臺必為日軍所爭，“秉衡即死守煙臺，於大局毫無補救，獲罪滋大。目前統籌全局，似應移扼萊州(今掖縣)一帶，催集援兵，自西而東，節節進規，以固省城門戶，以顧南北大局。”
 　二月九日李秉衡至黃縣，十二日退駐萊州。他告訴丁汝昌自己已移紮萊州，防威海之兵亦徑退萊州。不久威海失，北洋水師覆滅，與李秉衡“目擊劉公島危急，不克救援”有密切關係。外國觀戰記者肯甯咸在論述劉公島失守的原因時，認為“本省巡撫(李秉衡)既按兵不動”，不“應約發援兵”是重要原因。
　　二月二十五日，清軍收復寧海州(今牟平），二十七日收復文登。李秉衡卻不令軍隊繼續收復失地，反於三月三日致電清廷說：山東軍力甚單“若深入恐賊抄截後路”。前線清軍奮勇抗戰，並於五日收復榮成。李秉衡仍不敢令軍隊收復威海衛城。　
 　四月十九日，李秉衡聞日本欲割遼河以東、臺灣，索賠款一百兆兩之說“憂憤填膺”，披瀝上陳，建議皇上“乾綱獨斷，如被族要脅過甚，則絕其和議。勿為虛聲所恫喝，勿為浮議所搖惑，”繼續堅持抵抗。並表示：“臣雖老怠，願提一旅之師，以伸積憤，即捐糜頂踵亦所不惜”。但是《馬關條約》還是簽訂了。四月二十五日李秉衡又上《奏和議要脅過甚萬難曲從折》，要求情廷“立絕和議，佈告天下臣民並各和好與國，聲其欺侮要脅之罪，為萬國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以償兵費之款養戰士，嚴敕各將帥督撫，效死一戰”。清廷不納，並於五月八日與日本互換《馬關條約》。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李秉衡處理巨野教案被黜，徒督四川，未到任。光緒二十六年（—九OO年)起用為巡閱長江水師大臣。六日，八國聯軍進攻大沽後，李秉衡由江蘇率兵北上，保衛北京，在楊村(今武清縣)敗績，退至通州(今通縣)自殺殉國。諡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