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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人到中年》欣赏及其他：
写给陆文婷大夫在美术界的一位朋友
何溶
我已经二十多年不知道你躲到哪里去了。今年初突然意外地接到你的信，很有老友重逢的欣慰。知道你的问题已经改正，并从助教提升为副系主任。你这个已经靠近老年的中年又有了出头之日，使我更为高兴。除了四害，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又焕发了暖人的光彩，你的凉了二十多年的心分享到这温暖，并又在为工作而激动，我也为你的激动而激动。谌容在《写给<人到中年>的读者》中，把陆文婷比作星星，她说：“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星星，组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星空”。我觉得，你也是一颗像陆大夫那样的星星，我们老同学中，有很多这样的星星，这是很值得骄傲的。
接到你的信，我曾当夜奋笔疾书，给你写回信。但是，要说的话太多，写了一半，搁下了。后来又接到你三四封信，讲你的工作、心情，还谈到不少学术问题，我都未回信，很抱歉。最近，你读了《连环画报》上的《人到中年》，情不自禁地把你的激动心情写信告诉我，并征求我的看法，这回，我不能不给你回信了，因为我读后也同样激动。你说，这又是一部很出色的好作品，我完全同意。
鲁迅关于连环画也可出伟大画手的预言已在实现了。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套画，是今年初秋去沈阳鲁迅美院参观时，认识了作者尤劲东。当时，他已基本完成了这套连环画的上半部，我被他的艺术吸引了。当时我有三个想法，第一：我觉得他创造的陆大夫的形象，很符合我读小说所留下的印象。艺术的再创造，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很不容易的。第二：我很赞赏鲁美院领导的这种做法，为保证同学的创作，不仅给予深入生活和创作的时间，而且提供创作的安静环境，腾出一小间办公室供其专用，不准干扰。第三：我觉得《连环画报》很有伯乐的眼力，在《枫》之后，又立一功。
关于创造有血有肉的、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在17年中有成就；但我认为真正的突破，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一批的突破，是最近两三年，而且很多出自青年之手。我觉得，从《枫》到全国连环画评奖，有很多著名的、多次为国立功的老手，又出现了多少才华出众的中、青新手啊。韩书力的《猎人占卜的故事》虽然得奖，但我认为也是出色的佳作。今年又不断有好作品出现，《人到中年》是突出的一例。我觉得，这是连环画创作的巨大成功，也是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巨大成就。这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在美术创作上的重大胜利。我认为，鲁迅当年所作连环画也可出现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那样伟大画手的预言，已在现实中。
一切画手都要有自己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连环画《人到中年》第16图的陆大夫肖像，那和蔼可亲的、似乎对病人永远面带微笑、使人觉得充满了智慧和信心，不论遇到什么意外情况也能保持头脑冷静的形象，多么感人。当然，以连环画来说，论定一个人的形象在艺术创造上是否成功，主要看“这一个”性格和整个故事情节中的发展变化，或者说，要看“这一个”性格的活动怎样创造了生活的历史；但是，每个画面的形象创造都关系全局，16图这个近乎特写镜头的肖像起着对全套画卷画龙点睛的作用。
刻划陆大夫在做手术过程中的那种精神专注、认真负责的态度，可举图2、图3、图4。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戴了口罩，画家除了对人物体态的生动而又准确（符合生活面貌）的刻划，对人物性格刻划就只能主要靠眼睛了，而画家不正是在这里创造了陆大夫与好友姜亚芬的，相互传神而又会谈话的眼睛么？
我所说的刻划的准确性，指人物在特定生活状态下的体态和神情的表现与非常微妙的变化，一种细致入微的心理状态的刻划。举18图和19图，请看陆大夫在院长面前、在两位高贵的客人面前的那种无可奈何、压抑着内心的厌烦的表情；接着，被姜亚芬催叫才得以躲出困难的那种带着一丝冷笑或苦笑的神态，不可以说是值得称赞的妙笔么？对人物感情变化、心理状态如此生动准确的刻划，在全套连环画中到处可见。
仅用73个画面，要表现一篇六、七万字的中篇小说的主要内容，不是容易的，而画家相当充分地运用了造型艺术语言的功能，不仅生动地概括了小说的主要内容，而且，在某方面来说，所使用的造型艺术语言超出了文字语言的局限，对小说（它不是插图，但也可作为多幅插图看）是有所补充或者说是新的创造的。画家使用的是形象逼真的写实手法，同时又运用形象的对比、烘托，用抽象的、象征的手法交错穿插地加以表现，更显得画得内容的丰富并可引起读者的无限联想。有些生活环境和细节的描写，也很令人玩味。图5，陆大夫被“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的疲劳”袭击，她已走进她家住的那条小胡同——那小胡同是有生活味的，顽皮的孩子们在墙上划下的歪七扭八的字句、专做中式服装和英语速成的广告，前景那服装入时的、似乎不知人间还有病痛的、愉快的骑自行车的男女青年，这些，画家把小说家的描述更具体地生活化了。图15，画面分割，陆大夫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那是幻觉形象，两边确是经她医好了眼疾的、非常具体的、有个性的各种人物的头像，似乎他们正在关注地望着移步蹒跚的可亲可敬的陆大夫；图32，陆文婷啃着烧饼的神态和左手在捧接着烧饼落下来的碎渣或芝麻的细节刻画；图67，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前的陆大夫，她觉得自己不能走，有多少人正在喊叫她，而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确是许多手，男女老少的、各种职业的人的、各有特点的手，正在伸向她，似乎要把她从死亡中拉回……这些具有造型艺术特色的形象刻画，抓人心弦，也表现了画家对生活的观察细致深入，和对于造型艺术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是很有能力和创造性的。
有些画面，我觉得还值得画家进一步推敲。图36至42，姜亚芬和她爱人刘学尧来到陆文婷家里做客的一段，在人物性格、心里和思想情绪的刻画上，与其他部分比较，有些一般化；最后一图，陆大夫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这个结尾，即小说的第22届，小说家用笔似乎清淡，但是很有诗意，而在艺术的表现上是很“狠”的，否则不能有力地刹住这个故事并把读者的联想推向深远。但画的表现比较单薄，对久病初愈的陆文婷的神态刻划不够准确，未能表现出小说原有的意境。
陆文婷大夫至今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手术台
说到这里，我想到你寄来的山水画稿和你的创作打算。你要画山水以及花卉，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我不反对在你业余时间中画下去；但是，对于你这位人物画的能手来说，我建议你恢复一下当年的对于“人学”的兴趣和热情。在油画人物画创作上，你曾经是创作骨干，我们的许多老同学都是这样的骨干，我觉得不应该轻易的或者说自甘暴弃地放弃这种骨干作用，又何况老兄依然是为人师表，你不带头，又何以对待学生？
陆大夫的那种忘我精神是令人崇敬的，她在病瘫昏迷中还听到群众的召唤，“她多么想永远这样歇下来啊。可是不行：“陆大夫！陆大夫！”这召唤是不可抗拒的命令。她至今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手术台。
希望你翻翻自己的生活箱底
我很赞成刘文西创作《陕北人物百图》的计划。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多少年积累在心中，常常活跃在脑海中的人物百图，可说是雄心壮志。现已经创作了一二十幅，我觉得不错。苏州的刘振夏，下决心专门创作中国画的肖像画（或者说是肖像式的人物画），他已经创作了很多，并已举办过展览，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创作的都是现实生活人物，并力求在表现不同性格的人物的时候，用不同的笔墨手法。在山水、花卉如此盛行的时候，在有些人觉得人物没有出路（不像山水花卉那样畅销），不少人也画人物，却多是些定性化了的时候，他却立志专攻现实人物的肖像画，这想法不可说是难能可贵吗？你来信说，也想搞些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但创作思想上总是处于画什么和如何画的矛盾中。因而总是没有落笔，使我想到上面两个实例，是否有些参考价值？这些年来，不知看过多少老同学或朋友，每次到生活去，回来的时候总是丰收，带回几十幅以至一百几十幅生活人物写生，可惜的是这些写生不用。我很怀疑这种“收集素材”的办法。写生一般说来不等于创作，但是否可以在“大”创作尚未思考完成之前，从那些自己曾为之激动的写生中挑一些出来，作进一步加工？你是搞创作教学的，希望你不要说此道而贻误青年。希望你翻翻自己的生活和写生的老底。对待青年学生的创作要求，尤其是对于那些低年级的学生，要教会他们如何进行创作思考和构图，而这种创作思考和构图中是否也可包括如下一种方法：学会在生活速写或写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加工，而不是放下已用造型艺术语言记录下来的生活素材而再到冥思苦想中去寻找构图，这样做可以多保留一些生活的生动性和感情的火花。
自觉地参加创作竞赛并要研究自己的对手
美术创作的形势非常好，其中包括这样一种形势不管有意或无意，自己是处在一种非常活跃的创作竞赛中。这种竞赛的形势促使画家产生一种紧迫感，稍有松懈，就难免落后。每个画家都被迫想一想，自己拿什么去参加这个竞赛？是踩着别人的脚印？人云亦云？以自己所短比人家的所长？最好是自觉地参加这个创作竞赛并很好地研究自己的对手，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很多对手都是青年，而且有些可能是自己的学生。
形势好的标志之一，我觉得，是在创作风格上已开始明显地、逐步地拉开了距离。这是艺术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仅从今年在京举办的一些云南、湖北、江苏、山东、上海等地画家参加的画家作品联展来看，这种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个可喜的创作竞赛的新局面。
艺术的创造性，与人云亦云、一窝蜂是相互排斥的。画风也如此。夸张、变形，在造型艺术中是绝对必要的。不少画家在近两三年来在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和成绩。但是，在很多人大讲变形、夸张，似乎不如此就不过瘾，就不能表达出自己的激情的时候，陈丹青坚持了非常写实的手法，罗中立坚持了非常写实的手法，尤劲东在连环画《人到中年》中坚持了非常写实的手法，尤劲东在连环画《人到中年》中坚持了非常写实的手法。手法的写实，不等于自然主义，而且也绝不排斥夸张、变形，但写实手法与主要以夸张、变形为主要手法之间，毕竟有些区别。这些中、青年画家的这种做法，不是很可称道吗？要创新，但不是一切新的就都好。陈丹青在西藏风俗组画中吸收了古典主义油画的技巧，并不旧。当然，完全可以从毕加索、马蒂斯、梵高等大画家身上吸收一些好东西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认为可值得借鉴者只此一家，格子也就不窄了。
关于歌颂与暴露
来信对于我所说的干预生活既有暴露也有歌颂，表示不能同意，并说这是过去苏联的口号，不宜再用。这问题，不光是咱们美术界，整个文艺界都有所讨论。
周扬同志1980年2月11日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81年第4期发表）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这个口号好像是五十年代苏联一位作家提出来的。在斯大林时期文艺创作中有“无冲突论”倾向，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有一个作家叫奥维奇金，他到农村去实际考察了，他看到的不是像一些作品所描写的那样一片光明。于是他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干预生活”。……多少是在他这个主张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也出现了“干预生活”的口号。那么可不可以干预生活呢？当然可以。只是我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接着，周扬同志还指出，“文艺既然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前进的，从广义的意义上讲，都是干预生活的。写革命战争，写土地革命，写地下斗争，写抗日战争，写解放战争的许多作品在人民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难道还不算干预了生活，推动了生活的前进吗？一个作家应该多方面地表现生活，他可以侧重某一方面，但不能说只有侧重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才算是干预生活，才能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算干预生活，因而就不是或不够现实主义的了。这样来理解干预生活未免太带片面性、阴暗性了，也许这个口号本身就多少带有这种片面性的毛病”。
我理解周扬同志所讲的这个意思，是这样：这个口号虽然产生于苏联，但如今我们使用这个口号（如果使用的话），已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我认为，歌颂也是干预。而且，有的作品是既有歌颂也有揭露的。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不能截然分开
作品的主题应当明确，但这明确并不意味着一览无余，像看图识字一般的一目了然。但凡是成功的艺术作品总要有所含蓄，这含蓄包括解释其描写对象——人或人的某种生活现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常常是作品成功所在。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揭露，但对于画中人物——那些热衷于武斗的青年人，画家笔端不充满了同情吗？李斌和陈宜明的《舍得一身剐》，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揭露，但同时不也是对彭老总的歌颂吗？彭老总在此时此地此情中的心情是什么？是对围攻他的那些天真无知的孩子们的憎恨？我看不是；他心潮起伏、思绪万端，每个读画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猜想。画家揭示了应当揭露而又必须歌颂的相互交错这一生活现象的复杂性，其表现是成功的。
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是歌颂春天的到来，但其主题却不是止于写出自然的季节变化，而是表现出人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可以说党的现行农村经济政策像春风一样在农村苏醒，唤醒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温暖。乍暖还寒，但春天毕竟已经到来，这在孩子的天真幼小的心灵中是无法明确理解的，她的那些小伙伴（身后的水牛和身边的小狗）当然更谈不到什么理解与不理解。女孩的衣着虽不是新装，但与李宗海、蔡迪安《金陵城下》中的讨饭女孩的衣着，确是新旧两种社会的对比。她在接受乍暖还寒的春阳的爱抚，但被寒冬冻裂的手指却仍疼得她两泪汪汪。南飞的雁群已欢叫归来，引起小狗的注意。野草被冬雪染黄了，但在下面，已有新绿滋生。这一切，包括画家有意点在女孩袄口的那两块耀眼的鲜红色，把整个画面点缀得春意盎然。这是多么动人的对春天的歌颂！也许有人会说它的调子比较低沉，因为女孩脸上没有笑容；而我觉得，它是含蓄而不是含糊，是发自童心的、令人欣慰的含泪的微笑，而不是失望而低沉的饮泣。
罗中立的《父亲》和《春蚕》之所以能产生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首先是因为它们的基调是歌颂的，歌颂了我们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的那种忘我的、不论什么困境之下也始终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勤劳精神，这精神深刻在他（她）们的脸上、手上；但十年浩劫对农村和农村的破坏、欺压，我们自己的“左”的失误在农民心灵上留下的创伤，也同时流露在他（她）们的脸上、手上以至衣着上。他（她）们的生活的真正改善、那种可以挖掘不尽的勤劳精神的真正解放，是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治穷致富的农村政策开始的，罗中立的这两副作品，正是这种伟大转折的艺术记录。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我们必须坚持。胡乔木同志在《当前思想展现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只要有益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世界观、理想、品格、信念、意志、智慧、勇气、情操和整个精神境界，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我们对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概念不能作狭隘的理解。
胡乔木同志还指出，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毛泽东同志“关于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截然分开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关于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结合创作和评论的实践加以研究。由于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截然分开，其实践的结果，就评论来说，我们常常抛开具体的艺术分析，而只作“政治标准第一”的推论，甚至索隐法也曾成为打人的棍子，这些经验教训是必须吸收的。
用一千手去拿来和坚持革命现实主义
来信对《美术》发表胡德智《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和栗宪庭《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途径》二文表示异议，持异议者已不止老兄阁下一人了，已经有好几位同志写文章进行批评，或者说与之进行讨论了。我希望你也参加讨论。既要讨论，双方或者三方、四方总要发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你自己认为政府，别人确认为你不正确，亦即认为你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讨论是必要的，是有好处的。咱们在校学习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二革”和，这“社现”就没人再提了。打倒四人帮后，关于“二革”和社现”，都有不少文章提出意见，进行讨论、争论。对于“社现”、对于“二革”，现在，似乎没有人再持这种主张了。即使如此，我看仍然可以讨论，我平时读文章甚少，我印象，争论的问题似乎主要都围绕着现实主义，而对于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研究和讨论则似乎少些。我们过去讲革命浪漫主义甚多，其效果大概也是益处是主要的，但是，是否也有所失误或不好的影响？而这不好的影响至今也留着尾巴？值得研究。我看不少文艺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但总感到现实主义得不够那么彻底，里面总要加一首浪漫主义之歌、加一个浪漫主义之微笑，加一个浪漫主义的春景繁花之类的结尾，似乎不如此就没有乐观主义。这是处于技巧的贫困和艺术想象力的僵化？还是处于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因我不了解情况，只好大概论之问之，愿与老兄共同研究。
既要研究、讨论、争论，错误意见总要有的，这应如何看待呢？胡乔木同志在《当前思想路线的若干问题》中说：“在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中就说：“对于有错误的作品和言论，可以也应当讨论，可以也应当进行批评。这种讨论和批评应当力求是真正同志式的，入情入理、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并且要允许反批评。只要做到这些，那么这就是正确的批评，而不是违反“三不主义”的错误批评，即吹毛求疵、罗织人罪、无限上纲、剥夺民主权利，致人于死地的所谓“批评”。对待错误的作品和言论应当如此照做，对待一些争论中的学术问题，当然更应当如此照做。
关于创作方法的问题不可以议论，不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吗？关于这个问题，我非常同意贺敬之同志的意见，他在《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看法》《见文艺研究》1981年第2期中说：“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不能确定只有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种创作方法，事实上也是限制不了的。在这个方面也应该百花齐放。我们主张的革命现实主义也应该是发展的，不能停滞不前。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包括现实主义中不同的表现方法，以至于不是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手法。鲁迅说“拿来主义”，我们是可以大胆伸出手去拿来，好像千手千眼一样，伸出一千只手去拿。但是，我们也要用一千只眼睛来看，这就是要鉴别，要分析。我们要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要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各种不同的独创性和艺术个性。但是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丢掉革命现实主义”。
灵感，是生活碰在艺术家心灵上所迸起的感情火花。
来信提到两代人之间的“鸿沟”问题，又问起群众画会以及“星星画展”问题，我也是只能回答你一些杂感。
最近半年多来，我看到一些青年人的素描和速写，其中有些是课堂作业，有些是课外作业。我的第一次感想是“自愧不如”。想当年咱们在学校的时候，相信你会依然记得，敝人的素描作业也曾得过“5”分。（那是很了不起的学生幸福生活呦！咱们的指导老师有董先生、艾先生，期末作业判分时，由徐院长率领众教授到各教室进行判分“会诊”，我那个“5”分还是徐院长亲手写上的！）可是，看了现在青年人的作业，我那个“5”分有点儿给多了。因为，我回想，我的也包括阁下的素描，速写中缺点儿东西——那艺术所必须有的感情，而如今青年人的作业上，我觉得有感情色彩，有的是相当浓厚的感情色彩，有的速写的邀请使我很动心。相比之下，咱们的那些东西就有点儿冷冰冰的了。
不久前，我看了美院学生的第二次习作展览。那天我心情甚坏，一早空了肚子去医院作检查，又是个冬天，常有那种银灰色调的阴天，但走进会场，看着看着，我的心却不禁热乎起来。那人体习作、风景习作、创作习作，看得我有滋有味，感慨万分。那基本功，包括素描、油画技巧、木刻刀法技巧、写实能力和对变形的有益探索，以及创作习作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生活味儿，使我看到了青年人对艺术的认真追求，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审美观和情趣，而贯穿一切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感情的色彩、感情的涟漪、感情的火花。我这样说，你会说我把话说得过分了；是的，因为它们毕竟还仅仅是习作嘛！难道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没有感情吗？不是；但是，我觉得，在基础教学、创作教学（包括深入生活）的指导思想、指导方法上存在着需要总结经验、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了避免有干涉阁下内政之嫌，具体意见不说了。我只有一个总的想法：我们培养的艺术达学生，是要培养出一批艺术家，德才兼备的、或者说是德艺兼备的艺术家，是在艺术上有真知灼见的、勇于探索的，对生活不仅有审美能力、健康的审美能力，而且在审美观上有独特感受和独特见解的艺术家，怀有为我中华民族争光而敢于在世界艺坛上大显身手的雄心的艺术家。
我们长长叹艺术灵感。灵感，我觉得是生活碰在艺术家心灵上迸起的感情火花。而感情，不仅是艺术创作的直接动因，而且还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成为艺术作品的重要内容。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审美感情所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列宁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我想是否可作这样的理解：没有人的感情，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艺术真理的追求，也不可能追求到艺术真理（艺术所特有的规律及人对这规律的认识、把握或利用）。感情，这为人类所特有的东西，它与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关系至为密切，极为重要，但我们却研究得很不够。
我们常常议论艺术作品的认识作用的问题。艺术，不能排斥说理言志。说潜移默化，从来无人反对（也许有），但如果说，所谓潜移默者，只能是先以情感人而后才能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却完全有可能被人视为异说，因为他们在艺术作品中所要寻找的首先是理，如果看不见或觉得看不清楚，就觉得这艺术品成了问题。在此处，他们常常忘记了鲁迅曾作如下说：艺术可以是宣传，但不是一切宣传都是艺术。
笔下无情，何来感人之作？作品中可以不画人，但仍有人在，这个人就是艺术家本人，就是“我自发我之肺腑”的画家本人。小说《人到中年》主要写的是陆文婷，其实，写的也就是小说家本人的肺腑；经过艺术再创造的连环画，画的也主要是陆文婷，其实也就是画的画家本人之肺腑，画家的高尚的审美情操，是画家的审美感情的自我表现。
来信征求我对老兄大作的意见，就技巧说，可说已恢复了当年的技巧水平，或者说给有突进；但我觉得，当年那种对生活对艺术的激情少了，技巧恢复了青春，而感情似乎尚未完全恢复青春，而且有些衰老、冷漠之感。不知老兄以为然否？
宜疏不宜堵。
我以为《星星画展》一事已成历史，不想来信又有人说对此仍有所议论。
江丰同志在《文艺报》今年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回顾与瞻望——应<北京文艺年鉴>之约作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北京美术创作出现日益繁荣的景象，这同北京美术界的领导单位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承担奉献，以期活跃美术创作的工作放分不开的。例如像《星星画展》所展出的创作，其中不少作品在思想上显然存在着一些带有根本星星之的问题。北京美术界领导单位十分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但由于充分信赖群众，坚持“宜疏不宜堵”的政策，仍为他们提供条件，使其获得公开展出的机会，使某些在艺术歧途中徘徊的、分明是相当于有才华的年轻人，都直接听到广大观众和领导方面的意见，并汲取教益。我们珍爱他们的才华，相信他们不难自觉地改变或调整自己的错误的创作思想，期待他们逐渐走上健康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道路。毕竟是年轻人嘛，应该允许他们通过群众的帮助，自己教育自己。北京美术界领导单位这样做，避免了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横加干涉，改变了过去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某种任意压制而不利于发展美术创作的粗暴习气。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很同意江丰同志的这些意见。
报告文学家有千只手伸向生活。
来信说，明年开春后，你要带着同学到生活中去，到万象更新的农村去。好极了！
前年秋天，我去延安地区采访石窟，最后一站是去安塞黑泉驿，去看一个很小的宋窟，意外地受到一位民间艺术家——剪纸姑娘的接待。我走进她家窑洞，看见锅台上摆了二十几个水杯、水碗，有的是粗瓷饭碗，有的是搪瓷杯、玻璃杯，无一重样，但全都破旧，一眼即可料到，她把附近邻居的所有饮水用器都借来了。都已倒满了水。她大概烧了一锅水（陪同我一起去的老靳事后对我说，这一锅水，不知要用去她烧几顿饭用的柴草），事先盛在杯中凉着，等待客人到时饮用。可惜我不是像老兄一样的画家，没有画下来，但那生活直接给予我的造型艺术的语言，和主人的盛情，至今难忘。过去我们下乡，很强调写生活和改造思想的日记，但日记中很少（也可说几乎没有）记下生活直接提供给我们的造型艺术的语言——形象、色彩、线条……我们那时大概也没有造型艺术的眼睛。咱们总是现炒现卖，不注重生活的积累，而生活是在我们到了乡下，进了村，到了老乡的家里才开始。我不知道现在是否依然如此。
鲁迅怎样写出了《祝福》、《伤势》等等伟大著作，似乎没有创作经验的文字材料留下，是否有那么一天他走在街上，遇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名叫祥林嫂，在哪个大杂院里结认了一位名叫子君的女青年，了解了她们的身世之后才写出的小说呢？鲁迅是怎样深入生活的呢？我不知道，也想不出，但我想，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他一生是自始至终都在生活之中的。
我有时也读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有个感想，觉得他们真了不起，似乎有一千只手经常地深伸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之中，他们不脱离生活，更不回避现实。我今天刚刚读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写的一篇报导（也可算是报告文学吧？），题目是《他们在播种希望——记南通市委不怕揭“丑”，敢于治“丑”的事迹》，我看了觉得挺有意思，也可说是看到了热气腾腾的四化建设生活的一片浪花。全文中没有造型艺术的具体形象，但还是吸引了我，想去看看。我想，我们的画家若去，带着画家的感情和眼睛去，是肯定能够在他们播种的希望中看到许多造型艺术的形象的。我举此例，是信手抓来，不一定恰当。我是想说，我们的画家可以向报告文学家学一些东西。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又要有广阔的生活视野。艺术家若离开了生活（生活是离不开的，所谓离开，是说对生活失去了相互依存、相依为命的爱情，失去了艺术家对生活所应有的、永远保持长青的审美敏感），艺术生命也就停止了；熟练的艺术技巧可以与生命长存，但艺术的生命却可能在离开生活的那一天开始就停止了呼吸。
贵省举办纪念《讲话》美展时，我争取去看，希望能在老兄的作品上看到四化建设的新人新貌。
小说家谌容谈到自己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时候，她说：“我视文学为生命。如果把文学比作一座地狱，我也愿在这地狱里受煎熬”。我十分钦佩小说家对自己的艺术事业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大夫也有这种精神。顾以此与老兄共勉。
《美术》198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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