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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历史·思考和探索
《各省、市、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美术作品选展》观感
何溶
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因为我们必须“提出并回答时代和人民所迫切关心的新问题”，也必须“把被林彪、四人帮歪曲和篡改了的革命历史端正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何从政治、思想上“恢复”已成为过去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已非易事；而若想在政治、思想的正确的“回答”和“恢复”变成造型艺术的语言，变为绘画或雕塑，就更难了。这种造型艺术的“变”，在过去，虽也非易事，但似乎比较容易。在我们美术界确定有这样的本领，为了配合“当前的某一项政策、某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政治事件，甚至为某一个政治领导者的“瞎指挥”，可以在一夜之间变一个美术展览出来；说“一夜之间”也许夸张了，那么二十天、一个月变一个展览出来的事，想该有之。现在，这种“变”法没有了，也许今后也不会再有了；是否还有人对此道有所眷恋？还留着甜味的回忆？依然觉得“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截然分开的提法”好，“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标准第一”的“一刀切”容易懂而做起来也痛快？这种人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不管怎么说，时代毕竟已经变了，艺术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精神鼓舞下，也变了，变得认真思考勇于探索了。我看《选展》的第一个感想，就觉得是这种变——认真地、努力地力图用真正的造型艺术的语言“提出并回答时代和人民所迫切关心的新问题”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些作品很出色或比较出色，有些作品虽然多少还留着“甜味回忆”的影响，但也可看出求变的新意。
周扬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讲话中说：“我们提倡文艺反映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反映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也要鼓励作家、艺术家以各种形式、体裁和各自不同的风格，描写其他各种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人民认识古代和当代的一切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扩大视野，鼓舞斗志，增长智慧。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都应该在作家、艺术家的视野和关注之中，都可以成为艺术描写的对象”。我们的美术家正是这样做的，《选展》也展示着这种努力。
美术家的视野扩大了，不论是描写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想的比较多挖得比较深了，对主题的展示力求不作政治图解，力避公式化概念化，力图用造型艺术特有的语言讲自己的心里话——自己的见解和感受。
我看李宗海、蔡迪安的油画《金陵城下》立即联想到78年的一幅油画巨作——陈逸飞的《攻占南京》。后者，用史诗般的艺术语言描写了我军占领伪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前者，我觉得是同一主题的侧面描写，为我军解放南京的必要性和蒋家王朝的必然灭亡用真实的生活现实提供了根据；联系李、蔡两位画家前年的油画作品《南下》，更可理解《金陵城下》的主题的深意，和两件作品的主题的内在联系。正因此，我觉得《金陵城下》不是对旧社会的穷苦人一般的同情和对旧社会的一般的揭露，否则画家也不会选用《金陵城下》这个画题。张月明的油画《西湖调》使我似乎可以听到充满凄苦悲凉的琴曲，这琴曲中所描绘的也许正是操琴者对自己或自己一家的苦难生活的回忆——正像《金陵城下》中那讨饭的妇女的苦难生活一样，包含着对旧社会的控诉，不过画家所采用的是另一种含蓄的手法。我很钦佩《金》《西》两画的作者对人物刻画的传神，做到了以情动人而才能以理服人的艺术效果。
不少作品描绘了我们新社会的新人物，都力求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个性鲜明的形象。广廷渤的丙烯画巨作《钢水•汗水》描绘的是钢铁工人在冲锋作战一样的强劳动之后，退下火线喝一杯水的精神状态。由于劳动的紧张和炉火的烘烤，似乎把面部的肌肉都弄僵了。作者曾长期地在钢铁工厂与工人生活过，工人刚从火线上下来的时候，呼吸依然急促，汗水从那结实的肌肉中不断地挤出来，没有话说，只想坐下喝口水喘口气；稍稍休息之后，劳动后的有说有笑的欢乐才跟着到来（如画面背景中的几个人物）。这是画家根据生活，对社会主义工人的劳动的歌颂，那粗壮结实的体魄，也可以说是祖国强盛的象征。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展出的天津青年画家葛运波的油画《孺子牛》，写青年送煤工人，那“煤黑子”的表情也是一副不笑不哭的尴尬画面。作者的生活的体验告诉他，每天送千百斤的煤球，既跑弄堂又跑楼上楼下，也是累得笑不出的，歌颂的也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劳动坚韧精神。与《钢水•汗水》中的青年工人形象相对照，李德炽的油画《强者》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青年人。这件作品使我联想到不久前召开的全国自学成才的代表大会，那也可说是“强者”的代表大会，因为此画所歌颂的正是自学成才的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画家为什么没有刻画一个身体病弱的残废者？而画的是一个身体健壮者？是否意在加强表现这健壮不是空壳而灵魂也同样是健壮丰满？我以为是这样的。
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否则，自然主义则可能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是，生活的真实毕竟又是艺术真实的基础或者是依据、根据，如果把生活（包括历史生活）当作妓女而任意捏塑打扮，那是“假、大、空”。画家在艺术真实与省市真实两者关系问题上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索，我觉得是努力摆脱一切艺术的虚构，不管是自然主义的虚伪还是“假、大、空”的虚伪，用真正的造型艺术的艺术真实去表现生活的真实。如果说举世闻名之作——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永恒的”，罗丹雕刻刀下的老妓女的“丑”也是不朽的。在列宾的《扎波罗什人》上都是笑——大笑、狂笑、会心的笑，而在《伏尔加纤夫》上都是苦痛——沉思、疑惑、悲愁。哭或笑，离开艺术表现的特定要求——艺术家的特殊的审美判断，不说明任何问题。在《钢水•汗水》上，画家对汗水作了特殊的具体描写，那是经过艺术压的审美判断，对劳动的歌颂；同样，《孺子牛》中青年送煤工人的“黑花脸”，罗中立的《父亲》脸上、手上的皱纹，袁晓岑的雕塑《锡铁“砂丁”》那青工的骨瘦如柴、四足动物一样的爬行的体形和体态（这是对那种敲骨吸髓的玻璃制度的控诉），无不是艺术家对劳动人民及其劳动的审美评价是作为美而予以歌颂的。
近二三年来，常常看到画家选取并表现母爱这一主题，这当然不是在表现抽象的人性，但就审美情操的高尚抑或是低劣的问题倒是值得研究的。孙滋溪的油画《母亲》选取的是母爱——母亲给婴儿喂奶的题材，却表现的是革命的母亲将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也要留下革命的火种这一伟大主题。叶毓山的大理石雕刻《大地》把大地、祖国这些可以比做母亲的伟大象征都溶于母子之中，象征着大地与其养育的儿女之间的爱的永恒。
尚德周的油画《雪山之子》，多么富于生活情趣藏族牧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是雪山的主人，他们的后一代从小生活于风雪之中，好像他们生来就是性格顽强的，那孩子的大而有神的眼睛，使我觉得他将来必然是一只可以在雪山之上翱翔的雄鹰。仅就这几件作品来看，也说明我们的美术家对生活、对题材和主题、对表现手法确有新的思考和探索，他们没有把表现这个主题庸俗化。
不少作品表现了军民关系、表现了发扬革命传统的主题，有杨涤江的油画《孤儿》、吴光鼎的油画《每逢佳节》等，秦征的油画《白头吟》歌颂了领导干部（抽过滤咀香烟）肯于深入生活实际，依然乐于同塌而眠、深夜谈心的好作风。
李大云、宋文龙、梁平波、高而颐合作的油画《两个妈妈》讲的是由于战争环境的艰苦，不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作战、行军，而把他托付给另一位纯朴、年青的“妈妈”。这是一幅生活肖像，挤在两个妈妈中间的孩子面向观众，等待观众去同情。这件作品使我联想到另一件油画——青年画家王川的《怀念》（美术82年第1期），我想，照片上的那位青年女战士，是不是就是《两个妈妈》中的那个女战士？两画取材和表现不同，主题都在歌颂革命战士，歌颂他们在群众关系上、在自己的生活作风、在自己的精神气质上、在自己的爱情与婚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诚恳朴实的作风。
《怀念》则索性把新婚照片（也许是夫妻二人刚刚进城后的留念摄影）画在油画布上，也是很个性化的。男方，看来是个农民出身的，女方，看来像是知识分子，使人悬念的是照片断裂，烧过又拼在一起经过了人间的波折，是两人在“十年浩劫”期间被“造反派”撕裂过、烧过？画家觉得，那种充满革命友情的爱情关系是不该断裂的，所以画家把碎片又合好如初地画在一起，希望革命传统作风的恢复。如果说，这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批评意味，那批评也是友善、同志式的。
周扬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作品还应该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把被林彪，“四人帮”歪曲和篡改了的革命历史端正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帮助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正确认识历史，认识我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用革命传统教育人民，激励人们进行新的长征”。我们的美术创作在近两年多来，在有关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方面，作了很多的努力，这次《选展》比较集中的把努力的成果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的。取材面扩大了，过去很少表现或没有表现过的许多革命领导人、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知名的或无名英雄都开始走进画面；而且在表现上注意到“在表现革命领袖和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精神的时候，一定要正确表现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表现领袖人物杰出作用的同时，表现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刘文西的中国画《北斗——刘志丹和陕北人民》中的人物，神情动态亲切自然，人物所处环境的选取和着意刻画更增加了生活情趣。顾建国的油画《总司令和战士们》和秦大虎的油画《路条》，都表现了朱老总和自己的战士们，包括儿童团的小战士们之间的亲密的、毫无“长官架子”的革命丰度。吴云华的油画《流逝的岁月》和张志有的石版画《他在那些日子里》（在“七届版展”中，我也看到作者的同一组画的另一幅，背景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都表现了彭老总。两件作品表现手法有共同之处，即利用背景的衬托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前者，背景是急湍汹涌的河水，前景是彭总与一老船工背影坐在河边的礁石上正在促膝谈心。彭总眉头微锁，似在回忆流逝的岁月，在沉思，汹涌的河水则是他心潮起伏的象征。版画的背景是虚写的，几乎满纸是飞滚的云烟，它也象征着彭总“在那些日子里”的心情的不平静。这些作品人物形象的刻画是感人的，使人觉得革命领袖人物的心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的。
《选展》中有些反映当前生活建设的作品是很好的，董其中的套色木刻《高原晚秋》，景物和人物是生活的写实描写，同时又很有象征的意味。一望无垠的黄土高原丰收在望，人物不是正在劳动，说他是在休息吧，但又不像是什么生活情节的具体瞬间，人物却与高原的丰收景色有着内在联系。画家把人物处理为背景，把面目的神情都“藏”了，而我却猜想他，面对多年不见的丰收，内心正被喜悦所激动。在色彩处理上，人物的背影是逆光的，色彩深重对比地加强了背景暖黄色的亮度，使色彩更有抓人的效果。郑强的中国画《光明之路》也是一件比较有份量的作品，也是写实手法与象征和寓意的手法并用的。这种“并用”的手法越来越多地为画家所采用，目的是加强象征和寓意的真实性和艺术的说服力量。“四化”建设之所以是“艰难的起飞”是由于翅膀的沉重，在很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靠的不是机械化，而是人拉肩抗的笨重体力劳动，走向“光明之路”是要付出巨大辛勤劳动的。
胡乔木同志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说：“我们希望作家更多地着重表现当前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这决不是提倡什么歌舞升平，更说不上什么鼓励风花雪月。建设新生活的道路，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平坦的，是一场波澜壮阔、时间久远、涉及全国每个人的生活全过程的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斗争，只有战胜人世间的以及自然界的各种艰难险阻才能前进。真、善、美是同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而在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中，歌颂和揭露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结合在一起（这是说两者的相互关系，不是说文艺的作用只限于歌颂和揭露）”。
“更多地着重表现当前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是当前创作的急务，就《选展》的总貌来看，这方面的创作份量比较地轻于历史题材创作的份量，两者也都存在一些记录和回述生活现象的东西。如何发挥造型艺术的特长并正确地反映生活的复杂性，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需要加重造型艺术语言的表现力及其思想和感情的容量。揭露，要让人信服而不是悲观失望；歌颂同样要让人信服而不是提倡“歌舞升平”。在艺术形式上，需要思考和探索；艺术内容，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如何发挥造型艺术的特殊功能，如何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面对生活的复杂性，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波澜壮阔的新生活景象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去挖掘、去表现，一切肯于思考和探索的画家、雕塑家，是肯定会表现得更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
《美术》198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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