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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公案》：施世纶】
    施公小说、戏曲中施公的原型，就是清初晋江名人施世纶。
    [施世纶] (1658年——1722年)，字文贤，清靖海侯施琅之子，是清代著名的清官。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不畏权贵，勤于民事，在民间素有“施青天”之誉，被康熙称为江南第一清官。民间有一部流传很广的侠义公案小说《施公案》，就是关于他的传说。
    号浔江，晋江衙口人，施琅仲子。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荫生初授泰州知州，后历官扬州、江宁、苏州三府知府、江南淮徐道副使、安徽布政使、太仆寺正卿、顺天府尹、都察院落左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遭运总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他居官时，政绩显著，清名远播，《清史稿》赞之：“聪强果决，准抑豪猾，禁胥吏，所至有惠政。”《泉州府志》颂之：“性警敏，勤于莅事，听断讼狱，摘发如神。他郡有疑案不决者，辄移鞠之。自州牧荐历大吏，清白自持，始终如一。”曾被康熙皇帝表彰为“天下第一清官”，后成为清代公案小说《施公案》的主人公，卒后，钦赐祭葬。
     清光绪年间，有一位文人叫陈康祺的来到北京。在戏院里，他惊奇地听到在唱“施公”；走在街头，盲眼的民间艺人也在唱着“施不全”，这唱的都是一部流传很广的小说《施公案》里的故事。在艺人的口中，施不全被比作宋朝的包拯、明代的海瑞。这“施公”就是施世纶，“施不全”是皇上御赐的名讳。他想起小时候在乡里就听父老说施世纶的事，如今京城里唱他还是这般红火。后来，他在笔记《郎潜记闻》中感叹道：“盖二百年第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
    《施公案》主要描写清康熙年间清官施世纶巧断奇案的故事，里面还有黄天霸等一批侠士辅佐施公折狱缉盗、惩恶扬善的故事，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侠义公案小说。“施公”、“黄天霸”等姓名在百姓口中铮铮传诵数百年，真是“百姓口中有丰碑”啊！
    施世纶是清朝著名的靖海侯施琅的次子。施琅作为靖海总督为大清朝收复了台湾，立下丰功伟绩，爵列公侯。作为生下来就受“荫庇”的公子，施世纶没有一丝一毫的公子哥儿的恶习。他做官后，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政绩，也没有什么奇特之举。但他最突出的风格就是事事为民着想，是一位“以民为本”的清官的典范。有一次湖南缺一位按察使，三公九卿们都推荐施世纶。大学士伊桑阿人宫奏请康熙。不料康熙说道：“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可偏执 ? 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施世纶为民做主竟到了被康熙爷说成“偏执”地步。这一“偏执”，恰恰刻画出了他以民为本的可敬可爱。如果当官的都能如此“偏执”，那么“民主”也就不远了。
 　 不知是不是因了康熙“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这句“圣谕”，施世纶当官多是与钱粮打交道。他曾到江苏督办漕运。当时的漕运可是一个肥缺，连负责押运的低级武官们都能扣克漕米、藏货纳赃。施世纶作为漕运总督，根本没想到去利用职权大捞一把，而是亲临基层，身体力行，踏实干练地解决漕运内部管理混乱的痼疾。当时漕运船只往往不能按期，路上天寒地冻，驾船的兵丁们非常辛苦。当官的又经常克扣漕米、敲诈船丁。世纶就坐在淮河边，等漕米过来时，亲自上船开舱检视米色好坏份量多少。在船上他只和船丁悄悄说话，不许当官的在旁边窥探偷听。他让船快快开走，船丁们便免除了被敲诈之苦。世纶每天还带两三个文书坐上船，沿河驶去。在船上他用一本小册子详细记下晴雨风候以及水流缓急深浅情况，预测某船某日应到某处，十分准确。他的船先行，碰到有水浅滩急，就预先想到某船货重人少，先在这里准备好驳船。如有押运的官员因私滞留而借口遇上逆风什么的，他就拿出小册子给他看。他们把他视为神明，以为他能未卜先知。对于那些敲诈克扣、中饱私囊的官员，“立杖辕门，耳箭示众”。不过三四年，原先一团糟的漕运政务便被肃清，船丁不再受苦，百姓不再被欺，漕船按期往返，官员安分守己。世纶修整的漕运善政，多年后仍为百姓们焚香祷祝。
    他出任湖南布政使，主管湖南财政钱粮。当时湖南的田赋在人头税中还要外加徭役费，运往京师的漕米要加收运京费，百姓苦不堪言。他到任后，将徭役费全部革除，又减去四分之一的运京费。湖南百姓万民欢腾，为他刻碑立传，四处传颂。

    康熙五十九年，西北边境局势紧张，从河南到陕西，大军粮草调动运输频繁。他奉命去陕西协助总督鄂海督办军饷。他又发扬身体力行、踏实干练的工作作风，亲自坐船溯黄河西上，把运粮路线水流滩石勘测得一清二楚，并绘制了详尽的路线图。当时正逢陕西大旱，饥灾严重。他又奉命负责赈灾。他派出属员分十二路去调查灾民，按人口分给粮食，不论远近全部分到。旱灾时陕西的粮食储备空虚，他要上疏弹劾总督鄂海。鄂海知道他儿子在会宁当知府，便故意提到此事，想威胁他。他说：“我从当官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对儿子我还怕什么? ”坚持上疏。鄂海最终以失职被罢官。
    陈康祺在《郎潜记闻》中写道：“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二语。”总督乃封疆大吏，权势不可谓不大，但只要你伤害了百姓，我就不放过你。这可不是一般的“偏执”，而是押上了身家性命的“为民做主”。在没有民主的封建专制时代，这已经是当官的最高境界了。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中国的文化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像施世纶这样的官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畏豪强，果敢决断，严厉约束部属，处处施惠于民，这是施世纶为官时的一贯作风。早年任江苏泰州知州时，淮安发大水，皇上派了两位大臣到泰州监督河堤工程，两位大臣带来数十人的随员。这些人经常骚扰村庄百姓，他就逮住他们加以严惩。当时湖北发生夏逢龙兵变，救援平乱的官兵路过泰州，沿途骚扰抢掠百姓。他将粮草供应准备充足放在路旁，而命令手下每人手握一根大棒列队站在路边，他也亲自到场，士兵中有犯禁扰民的，立即逮捕法办。这是有很大风险的。中国常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这样做，很不给带兵的将军面子，将军很可能恼羞成怒。但他正气凛然、五所畏惧。从此两排大棒之下，过境官兵再也不敢肆意妄为。后来他到江宁任知府，所到之处总是想着百姓。父亲施琅病故，他要“丁忧” ( 按例辞官回家守丧 ) 。当地百姓有数万人前来恳求他留下来。恳求不成，于是当地百姓就一人出一文钱，在府衙前造了两座亭子，名为“一文亭”。世纶最早任江都县令时，有什么亲戚朋友来找他托路子走后门，他一概严辞拒绝。当时江都流传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施老。”所以常有人把他比作正直刚毅的包拯。但是又有人比较他和包公，说包公一味耿直刚毅，而他则能行权应变。就是说，他处事办案常能灵活运用，以智取胜。在江都时，一次有一人犯了重罪，他送钱向一吏求救。吏说：“你临刑时只管大声哀求，我自有办法。”到了刑场，犯人果然大声哀呼。吏却在旁边说：“你快快认罪吧! ”转身走了。施公在旁边察言观色，马上就省悟：这人被奸吏卖了。他就重重处罚厂这奸吏。他在当顺天府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时，大力整治京师面貌。步兵统领托合齐当时正受到康熙帝的宠幸，每次出门都由骑卫前呼后拥。一次在路上施世纶与他相遇，世纶拱手站在路边。托合齐大惊，忙下车询问，世纶大声说：“国家制度是王爷出行才有随马侍从。我以为是王爷来了，所以才在路边拱手等候，没想到是你! ”还说要上疏参他一本。托合齐吓得连连谢罪才算了事。他“不侮鳏寡，不臣强御”，以智取胜，富有戏剧色彩，也许正是因此，所以他走进民间的传奇小说。
  　世纶小时多病，长大后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是很丑。清人邓之诚说他“眼歪，于卷，足跛，门偏”，所谓“五行不全”。所以有幽默感的康熙赐他“施不全”。就是这么一位“不可貌相”的人，将中国历史中的为官之道推上一个极致，我总以为，当官不贪污受贿，不敲诈勒索，这其实只是最摹本的道德和规范。清廉，是当官的一种行为，不是目的。行为是为目的服务的。那么什么足当官的目的呢? 当官的最终目的，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且是非常称职地为人民服务。清官廉吏，自己不贪不占固然好，但如果最终只是如此，那还不是最好的。他却不能推动社会的加速进步。甚至历史上有非常清廉的官吏却是不体恤人情的酷吏恶官，也有不少清廉但无能的官吏，虽沽身自好，却办不成一件像样的事。而像施世纶这样，自己廉洁清正却又极有能力，更加之一心想着百姓，这才是最好的官，他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同春雨一样，细密地泽润着万物，所以才深受百姓的爱戴，在民间被广为传颂。

【《海公案》：海瑞】

    [海瑞]（1515年－1587年），回族，明代著名政治家、著名清官。海瑞字汝贤、国开，自号刚峰，从教时被称为海笔架，后人称其为“海青天”，与宋代包拯齐名。  

    祖上从福建晋江垵边（广西杂志有载）迁居海南琼山海厝。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任诸暨知县；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曾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帮方士的骗术，应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论死。“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如此评价这篇奏疏。嘉靖最初把这篇奏章留中不发，但最后还是气愤难平，下令将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首辅徐阶力救海瑞，黄光升则把海瑞上书比拟儿子骂父，以减轻罪责，并乘机把海瑞留在狱中，营护海瑞甚力。（详见《中国历史大辞典》第3681页）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海瑞隆庆四年曾前往福建晋江潘湖黄光升尚书府拜谒黄光升，以表营护之恩，有“潘湖海瑞歇马庙”可证及《中国历史大辞典》第3681页有载。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深受百姓的爱戴。后被排挤，革职闲居16年之久。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海瑞及闻潘湖黄光升卒，悲伤至极，带病前来晋江奔丧。后病死于南京。

    据《海氏族谱》记载：海南海姓始祖海俅，南宋理宗时由福建迁往广东，定居在番禺（今广州）。海俅生二世祖海钰，海钰生三世祖海甫震，海甫震生四世祖海逊之，海逊之在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任广东卫指挥使。海逊之生海答儿（五世祖），海答儿于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跟随父亲从军琼州，落籍琼山左所，后从军营迁出，举家居琼山府城朱吉里下因村（今金花村），海答儿为海姓迁琼始祖。
　　海答儿生子海宽，中举人，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海宽有四个子侄，儿子海澄中进士，儿子海澜，侄子海鹏均中举人，第三子海瀚中禀生，早亡，海瀚生子海瑞。海瑞四岁时，海瀚病故，年刚四十挂零。
    海瑞为迁琼姓祖海答儿第五世孙，是番禺海俅第九代孙。公元1587年海瑞病逝于南京，明代海南同乡曾官至巡抚的梁云龙在其所著的《海忠介公行状》所说：“在（明）国初，以军功居世广州卫指挥某者，落籍番禺，今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答儿从军海南，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梁云龙所说海瑞籍贯与海氏族谱记载相一致。

　　海瑞中举人。到北京，即拜伏于宫殿下献上《平黎策》，要开辟道路设立县城，用来安定乡土，有见识的人赞扬海瑞的设想。代理南平县教谕，御史到学宫，部属官吏都伏地通报姓名，海瑞单独长揖而礼，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迁淳安知县，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一日海瑞母亲大寿，海瑞上街买了两斤肉，屠夫感慨到“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大人的生意啊”。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索要见面礼，海瑞不给向驿吏发怒，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说：“过去胡总督按察巡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打开袋有金子数千两，收入到县库中，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胡宗宪没因此治罪。都御史鄢懋卿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的十分简陋，海瑞高声宣言县邑狭小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鄢懋卿十分气愤，然而他早就听说过海瑞的名字，只得收敛威风而离开，但他嘱咐巡盐御史袁淳治海瑞和慈溪知县霍与瑕的罪。霍与瑕，是尚书霍韬的儿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谄媚鄢懋卿的人。当时，海瑞已提拔为嘉兴通判，因此事贬为兴国州判官。过了很长时间，陆光祖主张文官选举，提拔海瑞任户部主事。
 　 海瑞临死时，别人问他有什么遗言，海瑞告诉仆人将5钱柴火钱还给户部，说是经过自己测量后，户部多给了5钱柴火钱。死后，皇帝谥号忠介，送葬时，全城的百姓都赶来送葬。
　　当时，明世宗在位时间长了，不去朝廷处理政务，深居在西苑，专心致志地设圪求福。总督、巡抚等边关大吏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礼官总是上表致贺。朝廷大臣自杨最、杨爵得罪以后，没有人敢说时政。海瑞对此十分不满，在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时单独上疏，将嘉靖皇帝所犯的错误全部数了出来。在此之前，他事先在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
　　嘉靖皇帝读了海瑞上书，十分愤怒，把上书扔在地上，对左右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上书时，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在朝廷听候治罪，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是不会逃跑的。”皇帝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又读海瑞上书，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为上书感到叹息，只得把上书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正遇上皇帝有病，心情郁闷不高兴，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便说：“海瑞所说的都对。朕现在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现在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偏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遂逮捕海瑞关进诏狱，追究主使的人。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发布。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皇帝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一百，关进监狱，昼夜用刑审问。过了两个月，嘉靖皇帝死，明穆宗继位，海瑞和何以尚都被释放出狱。
　　嘉靖皇帝驾崩，尚未发丧。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应当是被押赴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马上吐出吃着的食物，在吐的时候。旁边和他吃饭的狱卒都搞不懂怎么回事儿，吓的赶紧躲到旁边。之后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任兵部。提拔为尚宝丞，调任大理寺。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国政，由于海瑞的过分正直，虽然敬仰海瑞，海瑞严峻刚直，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有一次张居正的儿子在海瑞的家乡参加科举考试，海瑞听说后立刻给考官送信，告诫他不要造假，果然张居正儿子就没有考上，张居正很生气，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御史到山中审察，海瑞杀鸡为黍相招待，房屋居舍冷清简陋，御史叹息而去。回去报告张居正，张居正也是叹息了一阵，原来想惩治海瑞的心也没有了。万历十二年冬天，张居正已死，吏部拟用为左通政，皇帝向来器重海瑞名，给他以前职。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在道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年已七十二岁了。上书言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大略说：“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平教化不至的原因，在于对贪官污吏刑罚太轻。诸臣都不能说到其原因，反而借待士有礼的说法，大家交口而文其非。待士有礼，而平民百姓则有什么罪呢？”因而举明太祖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现在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其他谋划时政，言语极为切实。只有劝皇帝用暴虐刑法，当时评议认为是错误的。御史梅鹃柞弹劾海瑞。皇帝虽然认为海瑞言论有过失，然而清楚海瑞的忠诚，为此免去梅鹃柞俸禄。皇帝屡次要召用海瑞，主持国事的阁臣暗中阻止，于是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向来苟且怠慢，海瑞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偶尔陈列戏乐，海瑞要按明太祖法规给予杖刑。百官恐惧不安，都怕受其苦。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举发纠正要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房寰再次上书诽谤诬蔑海瑞。海瑞也多次上书请求退休，皇帝下诏慰留不允许。万历十五年，死于任上。
　　延平府的督学官到南平县视察工作，海瑞和另外两名教官前去迎见。在当时的官场上，下级迎接上级，一般都是要跪拜的。因此，随行的两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却站着，只行抱拳之礼，三人的姿势俨然一个笔架。这位督学官大为震怒，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不卑不亢地说：“按大明律法，我堂堂学官，为人师表，对您不能行跪拜大礼。”这位督学官虽然怒发冲冠，却拿海瑞没办法。海瑞由此落下一个“笔架博士”的雅号。过了几年，海瑞因为考核成绩优秀，被授予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淳安县经济比较落后，又位于南北交通要道，接待应酬，多如牛毛，百姓不堪其扰。海瑞上任后，严格按标准接待，对吃拿卡要的官员毫不客气。在严嵩掌权的日子里，别说是严家父子，就是他们手下的同党，也没有一个不是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让他们几分。 
　  海瑞没有儿子。去世时，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王用汲去照顾海瑞，只见用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柩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孝服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瑞无子。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林公案》：林则徐】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1850年11月22日（道光三十年），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

    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后裔，1785年生，清朝中期户籍福建侯官。林则徐于道光七年所撰的《先考行状》中记述：“府君讳宾日，号阳谷，系出莆田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之杞店乡（今海口镇岑兜村），国（清）初再徙省治（福州）。”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12月）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魏源对他的评价。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先会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
　　林则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今福州市鼓楼区）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谆谆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但据林则徐长房后人林鸿汉表示，郑淑卿逝世后林则徐曾续弦再娶）。林则徐逝世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见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惯例都要各地官员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深感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京师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终中进士，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从此踏上官宦之路。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期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年）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道光帝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提出六条具体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成绩卓著。八月，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九月应召进京，在连续八次召见中，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十一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抵广州。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采取撤买办工役、封索商馆等正义措施，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烟贩的狡赖，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四月二十二（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他坚信民心可用，组织地方团练，从沿海渔民、村户中招募水勇，操练教习。七月因义律拒不交出杀害中国村民的英国水手，又不肯具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他下令断绝澳门英商接济。义律诉诸武力，挑起九龙炮战和穿鼻洋海战。林则徐亲赴虎门布防，督师数败英军。十一月遵旨停止中英贸易。十九年十二月实授两广总督。此时他已觉察英国正蓄意发动侵华战争，以所得西方消息五次奏请令沿海各省备战。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军攻粤闽未逞，改攻浙江，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屡次下旨斥责。九月林则徐被革职，留粤备查问。但仍奔走察看要隘，筹募壮勇守卫广州，反对钦差大臣琦善畏敌求和。继而向主持粤战的奕山上防御建议，不被采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协办海防。在浙积极筹议战守，提供炮书，帮助研制新式炮车和车轮战船。五月道光帝以广东战败，归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惩处，充军伊犁。途经镇江，授老友魏源以《四洲志》及有关外国资料，嘱撰《海国图志》。旋因黄河在河南开封祥符决口，酿成水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工竣仍戍伊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抵伊犁。他协助办理垦务，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地勘察，行程三万里，所至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又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警惕沙俄威胁。道光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曾先后平息、镇压西北、西南民族冲突和人民起义，整顿云南矿政。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归籍。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十月抱病起程，1850年11月22日病逝于潮州普宁县(今广东普宁北)行馆。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闻讯挽联对其一生人品和功绩，作了全面和崇高的评价：“品望重当朝，犹忆追陪瞻雅范；褒荣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遗徽。”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逢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官。
　　林则徐退休之后，欲与北京任京官的长子同住，因买不起京中住宅，最终回到福州住在父亲购置的旧屋中。其故居云左山房，又称七十二峰楼，他把新疆带回的七车书册，皆藏在里面，从此，过住平淡的生活。咸丰帝继位后，因洪秀全等组织的拜上帝会正在准备起事，咸丰帝下旨求贤以对付太平天国，大学士潘世恩、通政使罗惇衍、两名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力荐林则徐。可是林则徐根本未康复，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普宁行馆。最后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1850年11月22日）辰时，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林则徐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马安村的金狮山麓。墓用三合土筑造，为四层台结构。墓地离市区4公里。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使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奴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17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广州市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将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3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839年3月10日，奉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在军事方面，他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专门派人从外国秘购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在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他还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巡抚怡良等在东较场检阅军队，准备迎击英国侵略军。当时，数百名精选出来的官兵演习了排枪、火炮等，林则徐看后大为赞赏。为激励官兵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林则徐当即挥毫赋写新联一副，悬挂于东较场的演武厅内。对联云：“小队出郊峒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见萨嘉榘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1〕林则徐的对联，措词磊落，充满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它凝成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东较场上练武的官兵们，成为官兵刻苦训练的精神动力。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但学界有一说法为，鸦片战争并非因为禁烟而起，而是因为禁商。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咀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地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自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起，至1842年10月清廷革林则徐两广总督职止，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共19个月。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林到任后下令对“刀客”严加镇压，并申明对地方官中镇压得力者将奏请朝廷予以嘉奖；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但他却因劳累成疾，只好奏请朝廷准假三个月，开缺医治。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到任后，以维护云南边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赏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年）秋，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的反清武装起义。他抱病从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在报丧奏折到京前，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7日）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死后晋赠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谥文忠。
　　尽管林则徐家境寒苦，但是林宾日非常重视教育。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已将他携入塾中，教以晓字。七岁，已经熟练文体，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原因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林宾日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教育态度暨讲究又开明。他不只重追求学问，还注重品格修养；不求死背，不求体罚，循循善诱，让学生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在他教了五十年书当中，中举或考上进士的多达数十人，最杰出的还是儿子林则徐，他八九岁时，他在书塾常常以佳作得到奖金，眼见家境依然贫穷，有人曾叫林则徐改业，但林宾日不许，他认为儿子日后必飞黄腾达，名成利就。林则徐十二岁时，孔庙召童生任佾生，经一轮选拔之后，林则徐当选任佾生，为祭祀乐舞的人员。林则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开明的父亲教导，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童年是非常快乐的。邻居常常听到林家吃饭时的欢笑声，探看之下，不过是十多个人津津有味吃着豆腐。后来林家以此事来教诲子孙知足常乐的道理。河南省永城县知县郑大模有次遇到林则徐，对他文思敏捷留上了心，认为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林则徐十四岁时，就考上秀才，同年，林则徐就与郑大模之女郑淑卿订婚。以当时来说，进士门第出身的郑家千金下嫁给家境寒苦的林家秀才，是件罕见的事情。
　　鳌峰书院是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入读书院者皆非泛泛之辈。院长是出名敢于蔑视和珅、刚直不阿的教育家郑光策。在郑光策指导之下，林则徐专心向学，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将诸子百家一同兼收。入读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与他同时入读的还有郑光策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加上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加深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

【附录】【林雨化事件】
　　林雨化，字希吾，是林则徐的同族长辈，亦是林宾日所创立的真率会的中坚分子，为人正派不阿，不畏权势。他揭发当时的福建按察使钱士椿营私舞弊，遭钱士椿罗织罪名报复，林雨化拒不认罪，钱士椿则迫林雨化父亲代押。结果林雨化被监禁七个月后，遣戍新疆，途中受尽折磨，直到六十岁时获释归乡。林宾日对林雨化的遭遇感到无限愤慨，林则徐少时已经从父亲口中听闻林雨化事件，希望一见林雨化。在父亲的引见下拜见了林雨化，拜读其著作。之后，林则徐对吏治腐败加深了认识，日后对他的改革吏治有重要作用。
　　林则徐的家离南宋抗金将领李纲之墓不远，结果那里成为他和朋友联谊之所。此后，林则徐特别游览历代爱国者的遗迹，感受到爱国及民族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和友人梁章巨发起修葺李纲墓地行动，又重修于谦祠墓。

  
【《蓝公案》：蓝鼎元】
    [“筹台宗匠”蓝鼎元] （一六八零至一七三三），字玉霖，号鹿洲，漳浦县赤岭人。清代知名学者和经世之材，是一位对台湾历史有很大影响的官吏。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蓝鼎元随蓝廷珍出师入台，平台后又在台湾住了一年多。他出入军府，筹划军机，处理政务，著书立说，提出了很多治理台湾的策略﹔蓝廷珍的文移书檄多出自他手。因而被誉为"筹台之宗匠"。蓝鼎元精熟台湾历史，入台后又全面考察了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现实和地理、风俗、信仰、教化等等方面的情况。他最早提出了对台湾进行综合治理，促进台湾走向"文治"社会的具体措施，即十九事："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欲，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日，复官庄，恤澎民，抚士番，招生番?这些，一直是后来台湾官员的治台依据。

  　清领台湾后，行政建置的一府三县，都集中于西部和南部，而北部和东部却无建置设官。这与康熙末年闽粤移民大量迁台，北部、中部土地大辟的状况，已很不适应。特别是土番居住的广大山区，汉番往来日多，而朝廷中有的官员竟提出将山区列为“弃土”，更属不智之毕。蓝鼎元以一个学者的严肃治学态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台湾海外天险，较内地更不可缓，因此日之台湾，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缓。前此台湾仅府洽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南尽琅桥，比穷淡水，鹦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之若鹜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人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至傀儡、内地、哈仔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日繁，渐开渐远，虽屡禁不能使止也。”并提出增设县制的设想：北路地方辽阔，自昔空虚，分诸罗县地为二，在半线以上另置一县，拟名"彰化"；淡水地势重要，人口日增，置淡水厅。蓝鼎元呼吁台湾山地万万不可抛弃，特别强调山地之重要。他说：“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冠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蓝鼎元的意见，多被朝廷采纳；有关置县的设想及文武官员驻扎、营汛布防、哨船挨班等建议，一一得以实现；关于不能废弃山地的呼吁，也为朝廷大官要员所接受。康熙四十一年（一七零二），清政府对移民实行禁止携眷赴台的政策，造成台湾男多女少，青壮年成家难，影响开拓的严重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此给予极大关注。在《论台湾事宜书》、《东征集》中，他列举了移民“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一庄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等大量严酷事实，建议："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波台完聚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雍正九年（一七三一），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就是出自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蓝鼎元著述颇多，主要有《鹿洲初集》、《女学》、《东征集》、《平台纪略》、《鹿洲公案》（又名《蓝公案》、《蓝公奇案》）等，并参加编修《大清一统志》。《东征集》六卷是他为蓝廷珍拟写的公檄、书禀、条陈、告谕的辑成。
 　 《平台纪略》是对台湾一年多的考察后，返乡撰写的。体现在这两本书中的治台卓识和策略，对清代台湾的发展影响根深远。直到乾隆五十二年，清高宗还下手谕：“朕披阅蓝鼎元所着《东征集》，其言大有可采，着常青、李侍尧购取详闽，于办理善后时，将该处情形细加察核。如其书内所讨论各倏，有与见在《事宜》确中利弊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事悉归尽善。”台湾史家连横也说：“鼎元著书多关台事，其后宦台者多取资焉。”

【《刘公案》刘墉】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山东省高密县逄戈庄人（原属诸城），祖籍江苏徐州丰县。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刘统勋子。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廉，有乃父刘统勋之风。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工书，尤长小楷，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京。谥文清。
    刘墉于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生、监生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任职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獗，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任职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年）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年），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年），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嘉庆九年对应公历1804年，但十二月二十五日时公历已经进入1805年。按传统农历纪年为嘉庆九年，但在用公历表示生卒年份时，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还是应该记成“卒于1805年”），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编辑本段刘墉与诸城　　刘墉家族，世人称之为诸城刘氏，诸城刘氏家族从刘必显开始五代为官，有三公二宰相，因此诸城也成为刘氏的望族所在。诸城自古名人辈出，在西汉初设东武县，隋代方改称诸城，刘墉作为诸城人，以诸城古地名“东武”自号，足见刘墉深以为诸城人为豪。刘墉书法造诣颇深，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因其书法造诣，后人尊称刘墉为刘诸城。可见刘墉与其故乡诸城的深厚渊源。
　　刘墉，祖籍江苏省徐州市砀山县大刘村。后逃荒至山东高密（现诸城），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曾担任过四川布政使，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作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意思就是说赶紧来，晚了就封存入官了，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chì）”。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问和珅，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彭公案》：彭定求】

    [彭定求]（1645－1719）康熙十五年（1676年）状元。字勤止，一字南畇，号咏真山人、守纲道人。长洲（今苏州吴县）人。

    康熙中会试廷对皆第一，援修撰，历官侍讲，因父丧乞假归，遂不复出。幼承家学，曾皈依清初苏州著名道士施道渊为弟子，又尝师事汤斌。其为学〝以不欺为本，以践行为要＂。生平服教最切者，尤仰慕王守仁等七贤，尚作《高望吟》七章以见志。又著有《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南畇文集》等。历任侍讲时，曾选择《道藏》所收道书的一部分及晚出之道书，窃以为精要者，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的初年，临江府清江（今属江西）县一家姓彭的，迁到了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隶籍卫所。卫所是明代的军队编制，卫所的士兵单立户籍，世代当兵。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彭家出了一个举人，名叫天秩，从彭天秩起，彭家代有登科的，他的儿子彭汝谐，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彭汝谐的儿子彭德先，考上了太学。彭德先的儿子彭珑，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到彭珑的儿子彭定求时，彭家名扬天下。
    彭定求23岁那年上，父亲彭珑出任长宁（今广东新丰）知县，彭定求在家侍养老母。过了三年，彭珑被牵进一桩案子中，逮捕下狱。彭定求打算去长宁看望父亲，临行前，他去求同乡杨雍建，杨雍建官为给事中，在家休养，彭定求求他给广东省的大员写封信，为父亲说情，杨雍建见彭定求孝心至诚，就答应了。彭定求辞别母亲上路，跋山涉水，40余天抵达长宁，行程达4000多里。见到父亲后，蓬头垢面的彭定求抱着父亲失声痛哭，周边的人莫不感动欷歔。彭定求四处奔走，为父伸冤，彭珑终得开释。康熙十一年（1672）八月，彭定求赴省城江宁（今江苏南京）参加乡试。初九、十二、十五三场考试下来，彭定求名列二十名，成了一名举人。这年，彭定求年二十有八。乡试录取名额，大省一般不过30名。彭定求乡试名次偏低。在来年的会试中，彭定求又落榜了。编辑本段夺取状元　　康熙十五年二月，彭定求再次入京参加会试，一举夺得第一名会元。殿试时，他的卷子被担任评卷的“读卷大臣”列为第三名。殿试前10名卷子进呈皇上御览，康熙皇帝很欣赏彭定求的卷子，问“读卷大臣”为什么会把会元的卷子置于第三名。“读卷大臣”说他的楷书不及前二卷，康熙皇帝龙颜不悦，道：“会元的卷子有劝勉朕的意思，很不错。难道先儒大师周（敦颐）程（程领、程颐）朱（熹）张（载）都是书法家吗？”那些“读卷大臣”害怕了，磕头请罪。康熙皇帝把彭定求的卷子擢为第一。于是，彭定求成了清开国以来的第十五位状元。这年，彭定求年三十有二。中状元后，彭定求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不久，他得到一部《近思录》，极为喜爱。《近思录》是理学大师朱熹和吕祖谦编纂的，辑录了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思想精华。彭定求早就热衷理学，得到这部书后摹写一遍，反复研读，奉为言行之准则。第二年春，彭定求上疏请假，回家看望老父，入秋后抵家，每天都侍奉父亲，讲论经义。彭定求刚刚入仕，却已厌倦了官场，打算从此致仕，在家研习理学。他在家一住便是3年，后来在父亲敦促下，才回京复职。不久，出任日讲起居注官，给康熙皇帝讲解经史，随同他参加各种重大活动，笔录于簿。接着，迁为国子监的副长官--司业，再迁为传讲，侍从康熙皇帝讲经论史。　　随着职位的升迁，彭定求越来越厌倦官场生涯，期望辞官回家，研究理学。但是这样做有违父命，他便屡屡请假。父亲死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辞官回家，潜心研究理学。前后算起来，彭定求在翰林院不过4年。在理学上，彭定求独树一帜。彭定求的老师汤斌之学，出于孙奇逢；孙奇逢之学，出于鹿善继；鹿善继之学，则宗王守仁的《传司录》。故彭定求的学术思想也很低于王守仁。王守仁继承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把人心视为万物的主宰，倡言“致良知”，要人们用良心去体验本来就存在于良心的伦理道德。王守仁的“心学”几乎席卷了整个思想界。王学的兴起是对程朱理学的强大冲击。做为理学，陆、王与程、朱都倡言"明天理，去人欲"。但做为理学异端，陆、王和程、朱又有所不同。程、朱以"理"为主体，更多地突出了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规范；陆、王以心为主体，更多地与感性血肉相联。王学成为明中叶以后的浪漫主义的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那些推崇程朱理学的人竭力贬斥陆王心学。结果在思想界出现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斗争。在这种局面下，彭定求试图调和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他著文说，王守仁极推崇朱熹，他的思想中有朱熹的成份。彭定求想把王守仁打扮成兼收并蓄陆氏心学与朱氏理学的人物。实际上这是彭定求思想的流露，他不困于门户之见，虽出于王氏心学，但同时又兼采程朱理学的思想。彭定求在家一住多年。康熙四十四年，皇上南巡命彭定求与汪士钦、徐树本等校《全唐诗》，赏赐御书，传旨垂询病情。五十二年，康熙皇帝“万寿节”，彭定求入京祝贺。康熙皇帝五十七年，彭定求病情加重，自撰墓志，铭曰：“翳冯虚之妙躬，乘一气之鸿蒙，知生死如昼夜，乃原始以反终，唯循理而顺命……”
    第二年四月，彭定求病死，享年75岁。

【《于公案》：于成龙】

    [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 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李公案》：李秉衡】  
    [李秉衡]（1830—1900年），字鉴堂，奉天（今辽宁）庄河人。初捐资县丞，迁知县。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为冀州知州。越二年擢永平知府。十年（一八八四年）移任广西按察使，法军侵越犯边时，李衡主持龙州西运局。翌年与冯子材分任战守，取得谅山大捷，彭玉麟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1900年自杀。

    光绪二十年五月授为安徽巡抚。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调李秉衡为山东巡抚。

　　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后，旅顺防务吃紧。清廷命已于十月移驻烟台的李秉衡派兵增援，李却“专顾一隅”。山东省群吏曾请求“增募二十营以塞登莱诸海口”，李秉街坚执不许。十一月四日，清廷再命派四营“即日拨队前住”、但缓不济急。十二月十三日，海城陷后，李秉衡方令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所部嵩武军北渡赴营口援辽东”。
　　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清廷闻日军有进攻威海之说，电渝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十八日，李秉衡电疏：威海后路“情形均属万紧，惟有就现有兵力，分布各岛口，嘱饬各营昼夜梭巡瞭望，无敢疏虞。”但是实际上并未认真采取积极防御措施，甚至把兵力零星分布在东起成山角、荣成，西至宁海、烟台，“共三百里之遥”的漫长防线上，不分主次，分兵把口，致使防务薄弱。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李秉衡不敢按原议抽威海卫后路二分之一的兵力驰援前线，只派孙万龄等少数军队前往迎敌。二十五日，日军攻陷荣成，李秉衡自请交部议处。并再电朝廷，报告“贼势太众，威太危，烟亦岌岌”；说明“兵太单”、“营少势难措手”的苦衷，要求将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五营截留，奏请俯准。饬令提督董福祥带所部各营，星夜开拔至山东，以便“合力防剿”。此议已得朝廷照准。但是，援兵迟迟不达。不久，威海卫南帮炮台失陷。三十日。清廷曾电谕李鸿章、李秉衡：烟台为“通商口岸，防务较缓”，调孙金彪率军前赴威海协防，李秉衡却以“烟守将只孙金彪一人，若再调往，无人守御，烟台必危”而拒绝。李秉衡仅派军扼守威海西路，对于威海的战事不闻不问。二月三日，日军进占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李秉衡请旨将自己“交部严加议处”，电奏中称：威海已失，登州、烟台必为日军所争，“秉衡即死守烟台，于大局毫无补救，获罪滋大。目前统筹全局，似应移扼莱州(今掖县)一带，催集援兵，自西而东，节节进规，以固省城门户，以顾南北大局。”
 　二月九日李秉衡至黄县，十二日退驻莱州。他告诉丁汝昌自己已移扎莱州，防威海之兵亦径退莱州。不久威海失，北洋水师覆灭，与李秉衡“目击刘公岛危急，不克救援”有密切关系。外国观战记者肯宁咸在论述刘公岛失守的原因时，认为“本省巡抚(李秉衡)既按兵不动”，不“应约发援兵”是重要原因。
　　二月二十五日，清军收复宁海州(今牟平），二十七日收复文登。李秉衡却不令军队继续收复失地，反于三月三日致电清廷说：山东军力甚单“若深入恐贼抄截后路”。前线清军奋勇抗战，并于五日收复荣成。李秉衡仍不敢令军队收复威海卫城。　
 　四月十九日，李秉衡闻日本欲割辽河以东、台湾，索赔款一百兆两之说“忧愤填膺”，披沥上陈，建议皇上“乾纲独断，如被族要挟过甚，则绝其和议。勿为虚声所恫喝，勿为浮议所摇惑，”继续坚持抵抗。并表示：“臣虽老怠，愿提一旅之师，以伸积愤，即捐糜顶踵亦所不惜”。但是《马关条约》还是签订了。四月二十五日李秉衡又上《奏和议要挟过甚万难曲从折》，要求情廷“立绝和议，布告天下臣民并各和好与国，声其欺侮要挟之罪，为万国所不容，神人所共愤；以偿兵费之款养战士，严敕各将帅督抚，效死一战”。清廷不纳，并于五月八日与日本互换《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李秉衡处理巨野教案被黜，徒督四川，未到任。光绪二十六年（—九OO年)起用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六日，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李秉衡由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今武清县)败绩，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谥忠节。

【《毛公案》：毛登科】
    [毛登科]是明朝进士，嘉靖年间担任直隶巡按。由於毛登科本人清正廉明，爱民如同赤子，他的故事不断被改编为民间故事，后来集结成书，变成公案小说，该书经常抄有《洗冤集录》节录，以当成断案的依据。
【《郭公案》：郭青螺】     
【郭公出身小传】
　　按：公吉之泰和南乡人。公之先，累世积德，好善乐施，雅重文学。传至公之封君孺人，身虽以编户殖赀为家计，而乐善之心尤笃。公生于世庙壬寅之岁，年甫食食，即能默诵《孝经》、《曲礼》，九龄出就外传，颖悟迥越类萃。博猎经书子史，日记数万言，饶为之。迨成童，业举子业，锋刃便自逼人。督学使阅其文，即知公天下士也，庠于府，群儒辈莫不宗师之。内子欧阳氏，恪闲姆教，听从婉娩，而敬戒兼备，有古野断机风度。穆宗庚午乡试，公以《易经》入彀，魁于燕京。辛未会试，公赴礼部，时江陵张公主试，陈吉□、张洪阳同为考官，公复于邓新建文节公榜，取居第六。是亦《易》之二卷也。观政刑乡，庭试，愿求外补，以展致君泽民之略。铨部嘉其有志为民，补员建州节推。公自入建，仁明智勇，并运彰殚，毫无假借，柔不茹，刚不吐，真所谓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斧钺者。其二千石乃江邵公廉，居官殊无治行，未免以封靡刻敷闻，公独镇之以勤谨和缓。每从代巡简阅，入闽刑赋，至一郡则一郡神明父母，尸祝之称之为“一路福星”也，称之为“召父杜母”也，称之为“来何暮”也，甚至称之为“宁为刑罚加，毋为陈君短”也。三年考绩，公以耿介不阿，见忤当路，左迁燕台监丞，品秩虽丞，而大司成则不肯丞之。《圣经贤传》曰：“率海内士子，朝夕明听，其耳提面命，继往开来，德造豪杰，不既宏深乎！”文教益茂，转为博士，翊赞皇酋，文风丕振。时广之潮州缺刺史，皇上悯潮民素苦于贪残，即擢之莅潮。诸缙绅都门祖饯，一时荣何如之。当日宋仁宗劳大参赵清献出守成都，非黜之也，为蜀民计父母也。公之刺潮，盖先后一辙矣。五年在潮，省刑罚，薄税敛，抑权贵，屏佥刑，不惟十县属吏清正惜民，而岭表十郡同寅亦何不是则是效，节财爱民，奉公守法，皆不敢见短于公。正已而物正。昌黎化鳄暴，公殆昌黎之复生欤？及其去任而升两大中丞，潮人奔走悲号，无计挽留以遂借寇。况钟守吴一十九年，民不忍释。公之深仁厚泽，其又过之乎！公自入浙，分巡杭、严、武林，诸郡多不育子女，而亲死火葬。公到即首示以孝慈，甚至三谕。不从则重绳之以法。悉洗其不美之弊俗，而焕然孝慈遍洽。公其大有造于浙民欤？任满入朝报政，三法司嘉其廉公有能，学邃德广，蕴坐平之，而且中贵不敢梗商贾，倭夷不敢扬海波。黄福在交六年而六年化，公居闽两任而两任治。他日郭尚书非他人，必公也。庚子春，四川首杨应龙，贼杀五司七姓，入寇綦江。朝庭以西北有警，起公巡抚云、贵。公毅然以平虏自任，督五路大将军，荡平贼垒，歼厥渠魁。即其反地，开立遵义、平越二府，总隶八县、二州，公不惟扫除百年强虏，而开疆展土，厥勋良懋哉。其冢子孔建、二子孔阳、三子孔潮，皆善之人杰。语功名，仅拾芥耳，指日行义达道，则立朝大节，经纶事业，当不让唐时汾阳王下矣。公今已陟公车，坐部就列，其成德大业，宁有既邪？公有五省新民之治，风闻难以枚举，姑取其折狱明刑数百条，开列于左，庶薄海内外，亦知我公新民之所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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