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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读连环画《枫》和想到的一些问题
何溶
载有短篇连环画《枫》的《连环画报》第8期于8月3日在北京开始发行，在发行的当天和发行后的三五天内，引起了强烈创反应。
肯定《枫》的和否定《枫》的意见针锋相对，《连环画报》编辑部说这是“有史以来少见的热烈反响”。肯定《枫》的意见说这套连环画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有战斗力的作品”，“应该给作品评一等奖”，“应该给编辑室评集体奖”；“是《连环画报》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篇作品，我要好好保存它”；说“这个作品好就好在没有表面地丑化林彪、‘四人帮”’。否定这套连环画的说“打倒‘四人帮’3年了，你们还为‘四人帮’招魂呐喊，歌功颂德”，说这是“阶级斗争的现实反映”，表示“不能容忍”。以上来自一般读者、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的意见，针锋相对，双方都动了感情，这百以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互相交换意见来解决，一时统一不了也不要紧，可以等待时间和实践来检验。但是，另一种情况就不一样了：据说有的领导人认为其中“有林彪、江青的正面形象出现”，“将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他们主张停止出售，这就不是学术讨论的问题了。
对一个短篇连环画引起如此强烈震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还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呢?说它是正常现象吧，如今，党中央一再号召要发扬民主，要贯彻“双百”方针，要发扬艺术民主，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反对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对待艺术问题，等等，而一棵小小的艺术幼苗却差点被掐死，这能说是正常吗?说这现象不正常吧，矛盾无所不在，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分歧势所难免。
小说《伤痕》出世后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就是一证。最近不又有“春天里的一股冷风”么?又是一证。想想春天里吹的风不一定都是和暖的风，也有冷风，也就觉得这现象的出现不是不正常，而是正常的了。肯定也好，否定也好，讨论讨论最好。如果自己确是真理，就驳不倒，而只能是愈辩愈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不是一再地说，作品是好是坏，群众最有发言权么?即使连环画《枫》是棵大毒草，也不妨让它与群众见见面。现在这期《连环画报》并没有按照某些长官的意志停售，而是照常发行，这才是正常的。应该允许学术讨论。
我认为，《枫》的作者和发表这套连环画的《连环画报》，不仅为广大读者创作和提供了一件发人深思的好作品，而且就美术创作来说，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回答了一些多年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也可说是突破了禁区。为此，我认为《枫》的作者和《连环画报》是有功的，是值得祝贺的。我觉得《连环画报》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越办越好，内容丰富多彩，发表的作品形式风格多种多样，既有看头又生动活泼，已经打破了过去那种生硬配合政治的令人生厌的编辑作风。最近的第8期，就内容说更是一个突破。
有好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先说所谓的林彪、“四人帮”的“正面形象”可否出现的问题。连环画的第1图和第14图，“出现”了林彪、江青的形象，有人说这是“为‘四人帮’招魂呐喊，歌功颂德”，说“在政治上”将“造成不良影响”。我看，持此种意见的同志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疏忽，那就是：这两幅画只是一套连环画中的两幅，并不是独幅画创作。整个连环画，从画面到说明文字，都在批判林彪、江青，都在以血的历史事实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恶。
不看作品全貌(一共32幅的作品的全貌)，把眼光固定在这两幅画面上，指责这是“为‘四人帮’招魂呐喊，歌功颂德”，不顾整个作品内容的政治倾向性，而孤立地仅就两个画面就断定这套连环画“将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这种意见对一套连环画来说，很难说是公平的。
不知是从何时始，政治上的反面人物往往在有关历史的文字中被抹掉。这种做法，据说是出于一种好心的政治忌讳，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维护政治的纯洁性，才不至于损害党的光辉形象。出于这种考虑，比如说，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12人（一说是13人)参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而且在当时各自代表一定的地区，这是历史事实；不管这12个人以后有何变化，这个史实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在一些文章中，谈到第一次党代会时，列出的姓名往往不足半数[注]；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那没的列出姓名的一些人后来变成反面人物了，如果把他们的姓名也列出来，岂不有损于党的光辉?
这种做法，就研究历史来说，是一种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的学风；可悲的是，这种学风也扩散到我们日常的政治生活以至文艺创作领域里来了。举例说，老艺术家莫朴、彦涵等同志，在延安时期曾以自己的艺术创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幸，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从此，在提到我国解放区美术活动时他们的名字就必须抹掉，就好像在我们革命美术运动史上从来没有他们这几位同志一样；现在，改正了，他们又可以在史实中出现了。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形而上学，害人害己，多少年来却成了正常的、合法的学风和政治生活。这种恶习不有损于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面子吗?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鼓吹“立足现实，追溯历史”，采用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方法，随心所欲地对历史进行捏造、篡改。例如，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改为毛主席与林彪会师。这一篡改，也曾使我们一些画家吃了苦头。林彪、“四人帮”这样做，出于他们豺狼本性，不在话下；我们该怎么办?还不该把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抛弃吗?林彪、“四人帮”利用各种手段贩卖以至强迫灌输他们那一套“极左”货色，在我们头脑里潜移默化，难免习惯成为自然。现在，许多地区和部门都在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正是为了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艺术创作不同于政治、历史的研究和宣传，有个艺术家的主观加工的问题，有个对历史史实进行艺术处理的问题。但是，这种主观加工、这种艺术处理，也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必须有个尊重史实的创作态度，这种创作态度是现实主义艺术所必须的。这个艺术加工很重要，它常常决定着一件艺术作品的质量。摄影家拍照人物，有个选镜头的问题，画家塑造人物形象，不管是正面形象或是反面形象，都必须根据生活原型进行加工，进行典型创造。江青这个职业的反革命阴谋家，在生活中给人的印象就是拿腔拿调、矫揉造作、故作姿态的。连环画《枫》的作者依据这些生活现象作了艺术加工，把她放在群众中，咧着蛤蟆嘴故作笑容，并似乎谦虚地鼓掌，造作之态度可见；但不是很成功，还未能概括、鲜明地表现出这个阴谋家的更内在更本质的东西，这是缺点。连环画《枫》的作者在创作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史实的态度，也即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由于与多年来的一些习惯做法不同，引起了一些非议，正如小说《伤痕》的遭遇那样，是势所难免的。
在连环画《枫》中，林彪、江青是反面人物，也是反面形象，不能因为作者在艺术处理和艺术手法上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实的手法，也就说作品中的林彪、江青是“正面形象”。明明是反面形象，却说他们是“正面形象”，在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两个概念上混淆不清，其思想恐怕是来源于如下糊涂观念：反面人物(形象)在艺术手法(艺术处理)上必须是变形丑化的，漫画化、脸谱化的，否则，对反面人物(形象)就是艺术上的“美化”和政治上“歌功颂德”。这种“极左”的观念，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反面人物一律要画成绿脸，而且必须用昏暗的灯光效果加以处理就是一例。不在人物性格的本质刻画上下工夫(比如卓别林在《凡尔杜先生》中对于谋财害命者那样的刻画)，而只求表面的、外形的丑化。这种政治的、艺术的简单化的宣传所造成的恶果是无形的，但其流毒之深广却很难估量。孩子们看戏、看电影，从脸谱上去分别好人与坏人，青年人以至某些有一定革命经验的中年老年干部，不能分辨特殊情况下的真正坏人而受骗上当，与这种“极左”的简单化的宣传不无关系。现在，还不到肃清这种流毒的时候吗?
如何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正确看待和处理艺术创作中的反面人物形象，连环画《枫》做了大胆的尝试，没有把林彪、江青这些政治上极为丑恶的人物进行变形丑化，而是让人们看他们似乎在生活中的那种自然形态，这种艺术处理虽尚不完全成功却是可取的。连环画中的画面处理要求不能与独幅画创作等同，但是原则要求应当是一致的。
连环画《枫》写的是一个悲剧。卢丹枫和李红刚的死，发人深思。他们死于对林彪、江青这类政治骗子的盲目崇拜，是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牺牲品。他们太纯洁太天真了，他们直到死也不明白自己所作的牺牲的真正原因；我们作为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灾难的幸存者，读了这件作品该有所觉悟吧?这也就是这篇连环画所追求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效果，正是鲁迅当年所说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还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有本质的不同，但可悲的是，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却成了我们生活的家常便饭。这是生活，是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在艺术中反映这种生活，反映这种历史真实，应当说是历史交给我们艺术家的任务之一。现在，在文艺评论中正在进行关于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议论。那么，被“歌德派”斥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看，是不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呢?如果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也就是说，既有“渗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这种历史的生活现实，也就必然有反映这“人生”和“鲜血”的文艺，那么，在这种文艺上扣上再多的“丑化社会主义”、“诋毁无产阶级”、“攻击党”等等大帽子，它依然是会生长的。
连环画《枫》“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许多画面上让我们看到了死亡，看到一些青年人在江青的“文攻武卫”煽动下的无谓的牺牲，好像迫使我们做了一场噩梦，但它却又是活生生的、历历在目的昨天的现实j在人们心里引起极大的痛苦和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
能不能和如何表现悲剧的问题，在文学戏剧界似乎已经解决了，至少是创作上已经有了很大成绩，而且理论的探讨也比较多和比较深入了；但在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上，却似乎依然是一个新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连环画《枫》是一个成功的突破。当然，它不是仅有的一个，“学习共产主义战士张志新烈士摄影、美术、书法展览”就使我们看到了一大批的成绩。许多作品，突破了条条框框，取得了强烈的艺术宣传效果，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反响和拥护，并建议将这个展览送到全国去巡回展出。美术家们看这个展览，不仅可以受到政治思想教育，而且将会在美术创作上受到很多启发。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敢于正视现实，敢于真实地反映生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冤案、假案、错案等等血腥罪行，揭露林彪、“四人帮”及其制造的现代迷信对青年一代的心灵、友谊、友情、理想以至生命的摧残的作者，是“真的猛士”。被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阴魂附体的《“歌德”与“缺德”》一文的作者却咒骂我们的猛士是“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而且“只能诅咒红日”。这种咒骂使我们又一次听到了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的所谓“纪要”的喊叫声，虽不新鲜，倒有力地从反面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读了连环画《枫》，使我又一次看到一代青年画家正在茁壮成长而感到喜悦。
陈宜明、刘宇廉、李斌3位作者在《枫》中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是“会谈话的”，是有时代精神特点和典型性的。卢丹枫和李红刚这两个形象，那么天真稚气，对自己的信仰那么幼稚、虔诚，而又那么认真，他们的面型，包括丹枫头上那两个摆动的“小刷子”，都使我像是看见了生活现实中的青年人而喜爱他们。他们对党、对领袖、对新社会、对革命有着我们常常说的那种发自纯洁无邪的心的朴素感情。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因为它们充满了善良的愿望，甚至纯洁到不掺杂个人邪念；但是，又过于幼稚了，他们不懂人间事物的复杂性，因而易于受骗，有时甚至为自己的感情冲动而欺骗自己。一对相爱的人分为对立的两派，各自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地站在革命路线上的，因此情愿自我光荣牺牲也不做“叛徒”，不向对方投降，尽管他们自己也弄不清双方的根本分歧是什么。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如此坚决，但同样出于那种纯真的感情，可以放走“俘虏”，在“战火横飞”的阵地上写“想念你，又恨你!”的情书……我说卢丹枫和李红刚这两个形象是“会说话的”，是说作者把这种单纯而复杂的感情表现出来了，生动地、刻画人微地表现出了这两个人物的感情的发展、变化。这表明作者刻画人物性格的技巧已经达到一定高度，或者说，已经达到可以比较自由地通过形象“说明”自己创作意图的程度。具有这样技巧的青年画家在全国已不是少数了。我们在连环画第3l图中看到脸色苍白、两眼痴呆、茫然地望着天空的李红刚的形象，使我们似乎看到了他的思想活动——“过去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与此类似的形象，我们在高小华的油画《为什么》上也看了。
通过一幅独幅画要表现出对“武斗”的否定，不是概念化地，而是通过形象“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容易，而作者高小华达到了。画中眼神痴呆痛苦沉思的青年形象也使我们看到了他的思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观者自然得出的回答正是对“武斗”的否定。《枫》和《为什么》都是对林彪、“四人帮”的罪恶的揭露和批判，都使我们不能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索：如果不通过对科学理论的学习，深入革命实际，改变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够冲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而真正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吗?如果不打破偶像崇拜的宗教观念，能够科学地认识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自己具有对革命领袖的真正无产阶级感情吗?回答是不能。林彪、“四人帮”利用青年人的朴素的感情中不科学的缺陷，把人们引向现代迷信，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这是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淋漓的鲜血”所换来的经验教训，不能不记取。这也就是连环画《枫》的主题思想，也是《为什么》等作品的主题思想。
让那些大讲“良心”、“道德”的《“歌德”与“缺德”》的作者们咒骂去吧!被斥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作者们自会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光明，这是用不着自命为“歌德派”的卫士们担心的，否则也就不作“伤痕”文学了。
为什么要作“伤痕”文学?张志新烈士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言。关于为什么要写悲剧，她说：“……有的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出悲剧，如能艺术地再现出来，一定能给人敲响警钟，激励人战斗!”她本人，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就为我们谱写了一出“激励人战斗”的伟大悲剧。
从来不敢描写“淋漓的鲜血”，直接描写死亡的绘画创作，而今打破了禁律，并且初步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群众的肯定，这是令人高兴的大事。
我在连环画《枫》第6图上看见卢丹枫这个可爱的孩子，紧接着在第25图上又看到她的尸体，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敢于“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卢丹枫、李红刚，用常用的语言说，是我们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祖国的未来，他们本来是应当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长征队伍的，是十分“有价值的东西”，可是他们却毁灭了，这是能够“给人敲醒警钟，激励人战斗”的!
[注]关于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问题，请参看《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该刊评论员文章《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一文。
《美术》197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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